□ 本报见习记者 尹丽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长久以来，国内县级司法档案研究长期聚焦清代巴县、淡新、南部县衙等经典史料，完整贯通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县级诉讼档案存世极少。藏于浙南山区的龙泉司法档案填补了这一关键空白，作为国内首套系统整理、年代完整的民国县级珍稀司法文献，其为读懂近代基层社会转型提供独一无二的一手素材。
作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核心编撰者、龙泉司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搭建负责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铮强亲历档案抢救、丛书出版、海外传播全流程。前不久，为展现这套八十余万页卷宗二十余年整理、研究的脉络，拆解当前史料开放利用的现实困境，探寻免费共享、跨学科协同研究的全新路径，《法治日报》记者对吴铮强教授进行了访谈。
档案初成格局
记者：业内评价《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是传统档案文献整理的典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吴铮强：我想，这背后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以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为主的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是历史学出身，对文献整理是有“执念”的。我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发掘这批珍稀文献的学术价值，将其以最准确而系统的方式呈现给学界。
客观方面，这批档案整理的难度极大。我们面对的是一万七千余份毫无顺序、杂乱无章的卷宗，卷宗完全不按时间、案件排序归档，而且档案馆的编目、卷宗封面上都没有时间信息。一个卷宗内有一个或数个案件的不完整文件，一个案件的文件也散布在完全无从查找的不同卷宗中。这就导致如果试图利用这批档案展开研究，必须重做一套详细、准确的编目。而这项纯粹功能性的工作，在既有的县级档案整理中可能是具有开创性的。
记者：具体而言，龙泉司法档案研究取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
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以2008年至2022年为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5辑96册（包括数据库）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以及一系列专著的出版，包括我的《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罗建功打官司》。
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团队来推动相关研究工作：一个是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系）与光华法学院共建的研究中心；另一个就是重大项目的课题组，华中科技大学俞江教授的法律史团队加盟其中。
据我所知，利用《选编》撰写学位论文的案例还是很多的。而且，这批档案也引起了海外的特别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教授专门考察过这批档案；日本京都大学也购置了部分《选编》，并以夫马进教授为首组织了相关的读书会。夫马进教授后来还到浙江大学举办了一场读书会活动，并赴龙泉市进行田野考察，回日本后还专门撰文介绍这批档案。
此外，美国耶鲁大学的张泰苏教授，也在指导博士生利用这批档案撰写博士论文。
探索开放路径
记者：你如何看待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成果与学界评价？
吴铮强：我认为，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档案文献的利用仍然不够方便、充分。因为《选编》入选的文献只占整批档案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取向的研究，不充分占据史料是致命的限制。而且即使《选编》本身的利用，虽然后来也有数据库的出版，在技术层面上相比纸本已有极大的便利，但是无论纸本还是数据库，售价不菲，有条件购置《选编》纸本或数据库的单位极少。
二是我们的团队本身就有不可持续性。如果课题项目不能持续，相关研究就很难持续。另外，学术研究需要讨论的气氛。做清代其他档案研究，如淡新、南部县衙等，不难找到很多同道中人，但是做龙泉档案的研究，却很难找到可以交流的学者。
记者：针对上述两大局限，你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吴铮强：《选编》出版以后，我一直在推动龙泉司法档案的文件级编目，然后设想搭建一个免费的、专门为研究人员充分利用龙泉司法档案提供服务的平台。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展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并且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群体，或者说，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有持续性的研究群体与研究网络。
基于以上设想，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宗卷编目与文件级编目，我们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支持下，构建了“龙泉司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https：//lqsfdabm.zju.edu.cn/）。
这个科研平台是供学术研究人员查阅我们十余年来积累的龙泉司法档案十余万条编目的免费科研平台，研究人员在注册账号后填写“合作研究申请表”发送指定邮箱，并提供个人所在单位及研究课题、联系方式等，审核通过后即可激活账号。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帮助需要利用这个平台的研究人员用最便捷的方式充分利用龙泉司法档案开展学术研究。目前，平台尚处于试用阶段，相关规则还在协商完善中，已有五六十位合作用户。
共建跨域学界
记者：除了突破龙泉司法档案研究利用的局限，你对这一免费科研平台还有其他的期待吗？
吴铮强：我期待这个科研平台的建成能够推动学术组织形式的转型。
龙泉司法档案涉及多个学科，包括法学、历史学、档案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语言文字学等。在历史学中，又涉及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政治史以及区域史、微观史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龙泉司法档案涉及一些特别重大的课题。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又如，基层治理经验。总而言之，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转型复杂探索的时期。
此外，科研平台的构建也为龙泉司法档案的数字人文研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实验提供了基础，进一步打开了探索的空间。这样的研究前景，也意味着学术组织不能局限于浙大的研究中心或者申报项目的课题组，而应该形成一个极为广泛的科研群体，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打磨课题，根据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更好地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工作。
为此，我今年早些时候拜访了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关的科研机构，初步达成了合作研究的意向。
记者：依托这个科研平台，你在未来学术组织建设上有哪些具体落地的工作设想？
吴铮强：我主要有三点工作设想。
第一是以龙泉司法档案科研平台为基础，建立地方历史文书科研平台的联盟，汇总各类文书，建立统一的科研平台，并不断增强网站的功能。
第二是建立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交叉学科学术联盟。我希望联合十所左右有意愿持续开展龙泉司法档案的科研单位，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共同设计研究课题，合作完成重大科研项目。
第三，通过龙泉司法档案的科研平台，吸引更多年轻人与社会力量的关注。初步设想举办一次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等群体的征文比赛，鼓励年轻人与社会力量通过龙泉司法档案开展独立的社会思考与学术训练，并且推动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非虚构写作。
记者：对于龙泉司法档案研究的未来，你有怎样的憧憬？
吴铮强：说实话，我个人精力有限。虽然已经出版两部专著，但是我想做的题目还有很多，而且我知道，这些题目是不可能全部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把精力放到学术组织工作上来，让更多力量投入到这个非常精彩的领域中去。我最大的学术设计，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将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社会关系全部梳理清楚，从而更深刻与准确地把握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
这个设想可能听起来是一种学术空想，但我希望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推动，这个设想有一天能在年轻一代中成为现实。我强烈地期待，更多学者、更多有志学术的年轻人能投入到龙泉司法档案的相关工作中来。
图①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图② 龙泉司法档案编目数据库暨科研平台（试用版1.0）界面
2026年0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