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惠阳法院以“东方经验”化解跨国商事纠纷

□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陈育敏 周鸿基

　　一边是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一边是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广东，两地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天南地北的阻隔、越洋沟通的不便，加上对中国法律环境不熟悉，让一起跨国贸易纠纷中的海外企业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2026年6月5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开展跟踪回访，获悉双方均已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
　　这场跨越7000公里的维权经历，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2024年，一家海外公司向广东惠州某家具公司订购了一批餐桌与休闲椅，并依约预付了定金。不料，交货日期过后，家具公司却迟迟未发货，已支付的定金也无法退回。
　　地理空间的阻隔与异地法律文化的认知差异，使海外公司的维权行动面临重重困境。考虑到被告所在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中国，为提高财产保全与执行效率，海外公司最终决定向惠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经济损失共计百万余元人民币。
　　“法官，我们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打官司程序会不一样吗？财产保全能及时办理吗？”立案之初，海外公司负责人的焦虑溢于言表。
　　“无论当事人来自哪里，中国法院始终坚持平等保护。”承办法官杨燕珍的回答清晰而坚定。
　　在收到财产保全申请后，法院第一时间审查材料，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时作出民事裁定，冻结了被告家具公司的银行账户，倒逼此前消极应付的家具公司正视问题、主动与原告沟通。
　　“没想到法院效率这么高，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司法公正的力量。”海外公司代理人收到裁定书时感慨道。
　　开庭前，杨燕珍先尝试通过电话与双方沟通，但未能直接促成和解。随后，惠阳区法院通过线上开庭审理这起涉外家具贸易纠纷案。庭审时，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海外公司指出：“对方一再拖延交货，导致我们无法向上游客户履约，失去了后续合作机会，经济和商誉损失不断扩大。”该公司还当庭出示了采购单，其中明确约定：延误28天以上，卖方需承担全额赔款责任。
　　家具公司则出示生产记录，强调其已投入生产，并解释因资金链紧张，且了解到海外公司可能存在其他欠款纠纷，为避免风险才提出变更付款方式，此举实属无奈。
　　“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可能无法真正化解矛盾，甚至扩大双方损失。”杨燕珍说。
　　她首先以法为基，向家具公司释明其单方变更核心条款所构成的法律风险与违约责任；随后又向海外公司客观阐释索赔诉求需结合履约程度、实际损失等综合认定的法律规则，促使双方对潜在裁判结果形成更理性的预判。
　　紧接着，杨燕珍通过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建立起情感共鸣。
　　她对家具公司负责人恳切地说：“我知道你们资金压力大。但账户冻结、诉讼持续，只会让企业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如果能达成一个可立即履行、让企业恢复运转的方案，或许更符合你们的根本利益。”
　　另一边，她为海外公司代理人换位分析：“我们坚决维护契约精神，但也要看到，即便胜诉，后续跨国执行程序可能耗时费力、成本高昂。一个能够快速兑现、落袋为安的方案，是否更能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法官说得在理，我们愿意拿出诚意，商量一个合理方案。”家具公司负责人当庭表示。
　　“只要能公平合理解决，我们也可以适当让步，尽快了结。”海外公司也给予积极回应。
　　经过协商沟通，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合同解除；家具公司一周内向海外公司支付45万元；海外公司收款后3日内申请解封。
　　至此，这场远隔7000公里的跨国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
　　杨燕珍说：“现在，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参与跨境交易。建议企业在跨境贸易前对合作方的资信状况进行必要调查，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和法律适用条款，以降低跨国维权的成本与不确定性。履约过程中如对方存在资金、生产方面的困难，应及时与对方沟通并留存协商证据，发生纠纷后，可积极运用财产保全等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同时理性评估诉讼成本与执行风险，调解往往是跨国纠纷‘低成本、高效率’的解纷路径。”
　　惠阳区法院副院长于海砚介绍，近年来，惠阳区法院专门组建专业化涉外审判团队，积极构建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商事审判质效。一方面，畅通跨境立案、在线调解、云上开庭等“一站式”诉讼服务渠道，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东方经验”贯穿诉前、庭前、庭审、庭后全过程，通过风险告知、类案指引、成本分析等方式，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纷方式，有效发挥“以保促调”“以调促执”的作用，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让中外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中国司法的公信力与温度。2025年以来，惠阳区法院审结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163件，其中调解撤诉48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