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梅：用专业与暖心担起复议申请人重托

　　□ 本报记者　　　　　　　　 张海燕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为了这件事我瘦了十二斤，找到你们我终于有了希望。”见到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受理与调解处副处长吴丽梅后，申请人短短一句话道出了无数辛酸，也道出了行政复议人肩上的重担。
　　从事行政复议工作十年，吴丽梅处理行政争议3000余起，她始终心怀“复议为民、服务大局”信念，以温暖热情的真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以严谨专业的态度办理每一个复议案件。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一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担起每一位复议申请人的重托，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法治获得感。”吴丽梅说。
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2013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吴丽梅来到浦东张江镇钱堂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三年时间，她参与村里集体土地征收、违章搭建整治等重要工作，积累了许多群众工作的宝贵经验。
　　“当大学生村官的三年让我学会了怎样与老百姓打交道，怎样将专业的政策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要急老百姓之所急、想老百姓之所想，把老百姓的困难放在心上。”吴丽梅说。
　　从大学生村官到行政复议人，吴丽梅将这些经验灵活运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她牵头起草了《行政复议接待工作指南》，细化规范了行政复议当面接待和电话接待的方方面面，大到工作职责、流程和内容，小到到岗时间、着装、态度和问候语都务求精细，力求让工作人员在接待中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多年来，吴丽梅在接待时以“共情”消隔阂、在调解时以“用情”听诉求、在办案时以“厚情”解民忧，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把自己融入群众，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知心小姑娘”。
化解争议的“多面手”
　　“行政争议化解是行政复议的重要环节，涉及政府职能众多。这就要求我们成为既能解纷，又能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的‘多面手’。”吴丽梅说。
　　因不服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江西某公司负责人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该案的争议焦点实质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案涉协议属于市场主体合意签订的民事协议，并不在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内。”吴丽梅说。对于这类案件，她本可以直接作出复议决定，但因股东变更对公司来讲是重大事项，能否及时解决争议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的恢复，因此，她没有简单结案了事，而是积极与申请人进行沟通，释法说理，建议申请人先通过民事途径确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为申请人指引了诉讼途径。经过法院审理，该案的涉股权转让协议最终被确认为无效。
　　在相关判决作出后，吴丽梅第一时间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在最短时间内撤销了股东变更登记行为，申请人也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行政争议得到化解。同时，她还积极跟进后续的登记确认，对接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案外人支持配合，最终将申请人的股东身份“还原”。
　　这仅是吴丽梅化解行政争议的一个缩影，自从事行政复议工作以来，吴丽梅先后化解了某大型外资企业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争议、中国（上海）自贸区某公司社保缴纳争议、某公司119份不动产权证补发争议等案件，她经手案件的调解率达54%，成了同事口中的“行政争议化解多面手”，也赢得了人民群众对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信任和认可。
复议制度的“研究员”
　　“要想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必须构建起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确保每项工作开展都有章可循。”吴丽梅说。自从上海市正式启动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工作以来，她从办案实践出发，不断深入研究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成了名副其实的“制度研究员”。
　　据了解，吴丽梅先后牵头制定了上海行政复议调解工作机制、行政复议听证工作规则、行政复议与人民调解对接联动化解行政争议等制度，以及行政机关转送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工作机制、行政复议调解案件案后跟踪问效工作机制等，提升审理质效和化解行政争议的深度力度。
　　尤其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涉企行政争议往往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关系交织，涉案标的大、情况复杂，更需要做好制度机制建设，确保涉企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开展。自改革以来，吴丽梅参与为涉企争议搭建案前、案中、案后三级调解架构，建立涉企“容缺受理”机制，畅通受理审查绿色通道，实行快收快立快调快处，推动涉企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渠道得到高效调处，及时实现定分止争。
　　吴丽梅在实践中还发现，立案审查是化解争议成本最小的窗口期，她创新案前调解程序，在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阶段成功化解了不动产权证查询争议、违章拆除通告争议、非营业性客车额度参拍资格争议等，避免给申请人造成诉累，自新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案件调解率达54％，案前调解率达39.4%，同比提升10.2个百分点。
　　“对我来说，10年的行政复议工作只是‘复议为民’万里征途上的一小步，唯有更耐心、细心、用心，更深入群众、更了解群众，才能把复议为民这条路走得更稳、走得更宽。”吴丽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