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犯罪与文学

　　□ 刘长敏

　　战争犯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印记，而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始终与这一沉重议题紧密相连——它既记录着战争犯罪的滔天罪恶，也承载着人类对和平、正义与生命的深切思考。厘清战争犯罪的概念、剖析其与文学的关联，进而汲取文学作品传递的精神启迪，既是对历史的铭记，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要探讨战争犯罪与文学的关系，首先需明确战争犯罪的核心概念。从一般意义而言，战争犯罪的主体是国家，而主权国家的战争权利，在近代社会之前长期处于不受约束的状态。近代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在《国家六论》中提出绝对主权论，认为国家与生俱来享有宣战、媾和、立法、铸币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受任何世俗法律限制。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虽强调主权需受自然法与国际法约束，却未对国家战争权作出任何实质性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发动战争被视为主权的固有权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盛行，战争中的屠杀、掠夺等暴行，往往被当作胜利的附属品，从未被法律定义为犯罪。
　　这种局面的真正质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性浩劫，法西斯国家疯狂发动侵略战争，对犹太民族和被占领国人民实施野蛮的种族清洗与屠杀，造成约8000万无辜生命逝去，其中中国军民死伤人数高达3500万，人类文明与道德底线遭到毁灭性践踏。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达成普遍共识：任何国家以侵略战争形式对他国实施的战争暴行，都是对全人类的共同犯罪，必须追究其刑事与民事责任。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应运而生，开创性地确立了战争罪、反人道罪、侵略罪的法律概念，打破了“国家主权豁免”“职务行为免责”的旧有观念，明确了无论职位高低，个人都需为国家的战争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也为战争犯罪的界定与追责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文学从来都是时代的镜像，它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捕捉着时代的苦难与真相。战争犯罪以相互摧毁、毁灭为目的，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残害生命，将人性的恶推向极致，这种极致的苦难与罪恶，也为文学提供了最沉重、最深刻的创作素材。每一场非正义战争、每一次战争犯罪，都在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催生出一部部跨越时代、震撼心灵的经典作品。
　　一战之后，反战文学便开始兴起，《西线无战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永别了，武器》等长篇小说，成为反战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这些作品摒弃空洞的政治口号，转而聚焦小人物的命运轨迹，通过他们在战争中的挣扎、痛苦与毁灭，折射出时代的苦难与悲哀，诉说着宏大叙事背景下个体生命的渺小与脆弱，传递出鲜明的反战理念。
　　二战之后，文学对战争犯罪的描述与反思更加深刻、更加真切。《辛德勒名单》《苏菲的选择》《钢琴家》等作品，以不同视角还原了战争的残酷与战争犯罪的罪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纪实体文学，《安妮日记》以少女的视角，记录了躲藏期间的恐惧与希望，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生命的渴望；《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则揭示出战争场景下普通老百姓的恐惧与无助，控诉了侵略者的冷血与残暴。
　　这些文学作品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它们是战争罪恶的“文学档案”，以最真实的记录，为后人留存了历史的真相，防止历史被遗忘、被篡改；它们不刻意煽情，却以最朴素的文字，定格了战争犯罪的铁证，还原了无辜者的苦难，让战争罪恶无处遁形；它们以文学的力量冲击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战争犯罪的反人类本质，推动整个社会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承载着战争记忆的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启迪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其一，铭记历史，拒绝遗忘，守住良知底线。文学作品用文字定格战争创伤，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永远铭记战争犯罪带来的深重灾难，铭记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遗忘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有牢记战争的罪恶，铭记苦难的教训，才能时刻警惕历史重演，守住人类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底线。
　　其二，敬畏生命，崇尚和平，摒弃战争暴力。战争文学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歌颂战争，而是对生命的珍视、对和平的渴望。作品中那些破碎的家庭、苦难的个体、泯灭的人性，都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任何形式的非正义战争、任何战争犯罪，都是对生命的践踏、对文明的破坏。反对战争、守护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其三，坚守正义，勇于反思，承担时代责任。战争文学不仅记录罪恶，更引导我们深刻反思：为何人类会一次次陷入战争的泥潭？我们该如何阻止战争犯罪的发生？这些作品是治愈战争伤疤、警示未来的良药，而国际法早已为战争犯罪划定了明确红线，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借口逾越。但愿文学在人们心灵深处种下的反战种子，能够不断地生根发芽，提醒各国人民共同守护和平的信仰，让战争的罪恶不再重演。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