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语言开始“比喻”

　　□ 刘星

　　这个题目，可能多少有点让人意外。因为我们通常不说，法律语言存在“比喻”——这可能触犯了“行规”。不过，试着说说，兴许会带来“有意思”的认识。
　　法律人常相信，法律语言应当是清楚的。立法要界定概念，合同要确定权利、义务，而判决要说明理由。这些努力，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让语言指向某个确定意思，而且是稳定的。法律因此被视为高度依赖精确表达的制度活动。当语言足够清晰，规则是会被遵守的，裁判是会被接受的。
　　但有时，一个很小的疑问也会慢慢浮出——法律语言真的如此稳定？
法律术语的比喻
　　如果稍加注意，我们就能发现许多法律术语本身带着明显的形象比喻。在法律文本中，它们显得严肃而坚硬，可追溯来源，却常来自完全不同的经验领域。语言在这里，似乎并非直接指称，而是在不同经验之间进行某种转移。
　　先看一个法律术语的例子——“法律基础”。基础原本属于建筑范畴。房屋立在地基上，稳固与否，取决于地面或砖石是否牢靠。但法律人说“法律基础”时，并没有地面或砖石。所谓“基础”，只是借用了空间结构，来说明一种抽象关系。
　　再看“法律漏洞”。漏洞原本属于织物或容器。它们有了窟窿，就会漏风、漏水。法律文本不会真的“出现窟窿”，但当规则未能覆盖某种行为，人们便说出现了“漏洞”。于是，一个关于物体破损的经验，被转移到规范体系。
　　类似例子很多，比如，法律“体系”、权利“边界”、制度“结构”、证据“链条”、责任“分担”。这些词语在法律语境中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最初仅是比喻。
　　这种现象，应该具有一般意义。语言在表达抽象关系时，往往依赖具体经验的借用。抽象概念，很少凭空形成，通常需要借助空间、视觉或物理经验，被组织起来。法律语言并不例外。一个比喻被反复使用，时间久了，人们会忘记它曾是比喻。看起来它就像字面的、稳定的概念。许多法律术语，确实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法律思考被语言结构引导
　　所以，法律人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语言在服从我们的表达意图。可事情也许恰好相反。法律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语言的结构所引导。
　　想象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小案例。某城市有条步行街，街口立着告示牌，写有“禁止车辆进入”。一天，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滑板车进入街内。执法人员对其进行处罚。快递小哥不服，说滑板车不是“车辆”。争议很快出现。执法者说，滑板车能行驶、有动力，应算车辆。快递小哥则反问：如算车辆，那儿童滑板车、电动轮椅呢？
　　案件不复杂。但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车辆’一词在法律语境中，应理解为机械装置，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这个解释，似乎解决了问题。但仔细想，会发现事情未真正结束。因为这里的“交通运输功能”，本身又是新的解释。而“功能”一词，同样来自工程或生物范畴的描述。法律没有拿出一个完全“字面”的概念，倒像是在表达之间进行转换。
　　这说明一个要点。法律解释，时常不是从模糊走向完全确定，而是在不同领域的表达之间寻求相对稳定的意思。意义没有一次性固定，而是在寻求过程中逐渐形成。
作为组织判断方式的法律“看见”
　　现在换个角度，从法律“看见”的方式观察法律语言。
　　法律文本中有一类表达，十分常见。例如，“显而易见”“清楚表明”“证据显示”“一目了然”。这些词语，几乎都来自视觉经验。确认，被描述为“发现”；推断，被描述为“可见”；误解，则被称为“盲点”。这种语言模式并非偶然。抽象思考，通常需要借助视觉结构来组织，因为视觉经验最易被人理解。于是法律判断，也常被表达为一种“看见”的过程。
　　有这样一件合同纠纷案。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从交易过程可以清楚看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这句话里的“看出”，自然不是视觉行为。因为没有人，真正“看到”意思表示。但通过这种“视觉”表达，推断过程被呈现为一种直接的观察。
　　当然视觉比喻，也有自身特点。当眼光集中在某一点时，周围势必出现盲区。这意味着，当某个结论被称为“显而易见”时，某些其他可能的理解，也许已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法律判断既依赖这种表达方式，也需要对这种方式保持警惕。
　　法律语言不仅传递判断，还在组织判断的方式。语言结构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事实；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划定争议范围。
规范结构中的“比喻”张力
　　如果把目光从判断方式转向规范结构，还会看到另一类更具张力的比喻表达——与“规则”和“义务”有关的。
　　一家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写着：“先缴费后治疗”。一名伤者被送到医院，情况危急，可家属尚 未凑齐费用。医院迟疑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抢救，但病人最终死亡。家属起诉医院，医院辩称：规则已经写明，“先缴费后治疗”，医生只是遵守制度。家属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医生负有救助义务。
　　这件案子是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关键，集中在两个词上：“规则”与“义务”。规则像一条明确的线，划定行为顺序；义务则像一种压力，要求行为者承担责任。
　　法院最后写道：“医疗机构的收费制度，不能成为阻却救助义务的理由。”这一判决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支持。但从语言角度看，这一判断同样依赖比喻表达。“阻却”，原本描述一种物理动作；制度等于“规则”，而“规则”与“义务”，上面说过了。在此，法律并不是通过完全抽象的概念运作，而是借助许多形象结构来安排规范关系。因此，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表达之间的张力。
法律思考与语言转义同行
　　如果从时间线观察，我们还能看到这类比喻表达的动态发展。
　　法律实践中，人们始终致力于减少歧义。合同要写得尽量详细；判决要充分说明理由；立法要进行精确定义。这些努力十分必要，因为制度运行需要相对稳定的语言。但经验同时表明，语言本身因为表达转换，总会产生新的偏移。这便容易出现，一个词在不同情境中，逐渐改变含义。
　　例如，“合理注意”这个概念，最初似乎十分简单。它的意思，是一个普通人应当采取的注意程度。但随着案件积累，“合理”逐渐成为高度弹性的词。它会根据行业习惯、技术水平，以及社会预期而变化。于是，“合理”既是判断标准，也需要借用类型化的语义转换方式，获得不断解释。
　　从理论角度看，这说明法律意义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实体，而更像是在实践中不断被校正的结果。规则提供的是方向，而持续的表达转换，使规则得以适应新的情境。
　　如果语言具有这样的性质，法律实践是否会陷入混乱？经验表明，并不会。法官、律师与立法者，通过持续的解释，使意义在实践中逐渐稳定下来。判例、解释与学说，不断积累，形成一种相对可靠的理解传统。这种稳定，不是一次性建立的，而是通过反复使用逐渐形成。每一次解释，都会在原有的意义上，留下细微调整。法律语言因此既保持连续性，又能够适应变化。
　　也许正因为上述种种，法律职业特别重视细读文本。一句话的顺序，可能改变整个案件的理解；一个词语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责任范围的移动。从表面看，这些工作显得琐碎。但从更深的层面看，它们触及法律运作的核心：在不断转换表达的语言中，维持规范秩序。
　　法律人有时希望找到一种完全清晰、没有歧义的表达方式。这种愿景是可敬的，因为制度需要确定性。但经验似乎提醒我们，作为工具的语言，本身并不完全透明。它更像一种复杂的媒介系统，在传递意义时，也不断重新生成意义。
　　这样说来，法律语言的“比喻”问题是否“有意思”？我们好像的确应该知晓：阅读法律文本不仅是在寻找结论，还是在体验语言如何塑造判断。看似确定的概念之下，往往隐藏了丰富而细微的比喻表达结构。理解这些结构不会削弱法律的权威，相反，它使我们在运用法律时更加谨慎，也更清醒地意识到：法律思考常常与语言转义同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