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隐形加班” 支持灵活就业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蒲晓磊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不论是近年涌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是退休后重返职场发挥余热的“银发上班族”——正是无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支撑着城市的高效运转与民生幸福。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事关民生福祉。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从完善社会保障、明确劳动关系、破解加班难题等角度，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依法用工、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建言献策，为劳动者撑起坚实的“权益保障伞”，让“劳动最光荣”的时代强音，在保障有力的和声中更加嘹亮。
维护新就业群体权益
　　迎着凛冽寒风，快递小哥在夜里配送完最后一单；无论酷暑雨雪，都有外卖骑手将热腾腾的佳肴送到千家万户……如今，这些穿梭在城市烟火里的新业态劳动者，已成为支撑经济运行、激发消费活力、服务民生需求的重要生力军。
　　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作为其中重要力量的新业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他们在托举群众便捷生活的背后，自身却面临着社会保险缺位、算法规则不透明等现实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
　　如何让新业态劳动者享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正是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宋朝学关注的重点。
　　他调研发现，由于新业态劳动者普遍存在“去劳动关系化、收入碎片化、流动高频化”等特点，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享受与传统就业领域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对此，宋朝学建议修订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增设“平台用工”专章，明确在不同情形下用工平台承担的社保缴纳责任，确保参保主体不缺位、责任不落空。
　　通过与快递员同送件、与外卖员同用餐等“沉浸式”调研，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胡东方切身感受了“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腿不停”的奔波。他发现，新业态劳动者不仅要承受身体的劳累，还要面对算法带来的精神压力。
　　对此，胡东方建议聚焦劳动报酬、休息权、劳动安全、算法知情和参与等新业态劳动者核心权利，注重发挥头部平台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和带动行业整体更规范更良性发展。同时，构建劳动争议处置新格局，完善投诉处罚细则，引导平台用改进服务替代简单罚款，让管理更有温度。
超龄劳动者“劳”有所依
　　如果说以年轻人居多的新业态劳动者象征着朝气蓬勃，那么退休后仍想发挥余热的超龄劳动者群体则是“老有所为”的代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5年7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将超龄劳动者定义为“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注意到，随着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落地，不少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有就业意愿。
　　“这一劳动群体的权益保障亟待关注。”如何更好地织密法律保护网，让超龄劳动者“劳”有所依，是皮剑龙今年关注的重点内容。
　　皮剑龙指出，由于无法直接适用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超龄劳动者难以纳入劳动法律规范保护范畴，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解雇保护等方面存在空白，一些用人单位以“返聘补贴”“劳务费”名义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强制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费、解雇后不适用经济补偿金规定等情况并不鲜见。
　　考虑到这一群体已成为弥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重要力量，皮剑龙建议尽快修订劳动法，增设“第三类劳动形态”专章，将超龄劳动者纳入规范保障范围，明确超龄劳动者享有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劳动基准。
　　当前，已有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来解决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问题。比如，2025年4月，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辽宁省财政厅等部门印发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招用的超龄劳动者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
　　皮剑龙建议，推行“工伤保险+商业补充险”双重保障，分散企业用工风险。在全面落实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基础上，构建多层次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优化工伤认定规则，鼓励开发“超龄用工职业责任险”等政策性商业保险产品，覆盖工伤保险赔付缺口，分散企业用工风险，全面保护超龄劳动者权益。
　　“在就业促进法修订中应将‘年龄’增列为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定事由，扭转超龄即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偏见，营造友好型就业环境。”皮剑龙说。
多维度解决加班顽疾
　　谈及劳动者权益保障，加班是绕不开的话题。很多劳动者都在一边抱怨无休止的超时工作，一边迫于生计无奈接受这种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指出，加班背后不仅是无数劳动者被透支的身心健康，在宏观层面上也抑制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活力。
　　陆铭认为，解决加班问题不能只靠企业“良心发现”，而要从多维度入手。
　　在法律层面，要优化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等规定，并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使监管有更清晰的执法依据。在社会层面，要弘扬高效工作、健康生活理念，并鼓励行业协会和工会牵头制定本行业工时规范，发挥政府部门、央国企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严格执行工时制度。
　　信息时代，睁眼就为“群”所困的“隐形加班”是让不少职场人头疼的另一大问题。一些企业推行弹性工作制，表面上赋予了劳动者时间自主权，但却要求全天在线、秒回信息，实际工作时间远超法定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指出，现行法律对工作时间的界定仍停留在考勤层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写入工作报告、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明确“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休息”的裁判标准，但各地执法尺度不一，大量“隐形加班”仍难以被认定。
　　对此，吕国泉建议要依法确立“离线休息权”，明确工作与休息边界，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有权拒绝非紧急工作联络与任务，用人单位不得以此惩罚。还要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增设规制“隐形加班”条款，对“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时间”等标准统一量化细则，明确线上工作、居家办公等新型劳动形态的认定标准，让加班不再“隐形”。
　　同时，吕国泉建议健全维权机制。劳动仲裁等部门简化举证与认定流程，设立“隐形加班”维权绿色通道，推动“举证责任适度倒置”，强化用人单位举证义务。工会组织将“隐形加班”等纳入职工代表大会和集体协商内容，通过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机制和提供劳动用工指导服务等，依法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督促用人单位规范工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