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脉永承 师者长存

　　□ 本报记者 陈红卫

　　2026年2月26日11时47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一位将近百年人生与新中国刑法同生共长、相伴相守的长者，一位把青春、心血与风骨全部熔铸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学者，就此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讲台与法典，留下一段跨越世纪的法治传奇、一座躬耕与立范的不朽丰碑。
　　在自述《刑法之路》中，高铭暄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这一生，与新中国刑法同呼吸、共命运。”从26岁走进刑法起草小组，到亲历38稿草案打磨；从1979年刑法诞生，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从执笔第一部统编刑法教材，到成为新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导；从构建中国自主刑法学知识体系，到推动中国刑法走向世界舞台，高铭暄用七十余载光阴，把“学者”“师者”“立法参与者”三重身份做到极致，以一生坚守践行“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书写了一位法学大家、一位人民教育家最动人的人生答卷。
　　立法躬行：二十五载守望一部法典，以亲历者之笔书写法治开篇
　　1928年，高铭暄生于浙江玉环。少年读书，父亲以报国相嘱；青年求学，李浩培先生的刑法课点亮心灯。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三校积淀，让他早早立下以法报国的志向。
　　1954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一纸通知，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起草小组。那一天，他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自始至终参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部立法过程的学者。二十五载岁月，草案历经38稿修改，人员几经更迭，环境时有变迁，唯有他始终坚守在立法一线，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孕育与诞生。在《刑法之路》里，他回忆当年立法的艰苦：资料匮乏、条件简陋，白天走访调研、座谈论证，夜晚伏案修改、逐字推敲。草案第33稿完成后，他返校仅用不到一个月，便写下近8万字学习纪要，把立法脉络、重点难点一一梳理。那些年他悉心保存的草案与意见汇编，后来不幸散佚，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即便身处逆境，他依旧笃定：“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
　　立法之中，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理与国情。针对传统“诬告反坐”的表述，他主张摒弃对等报复思维，以罪责均衡为原则重新设计条文；对源自苏联的法律用语“抗议”，他建议改为更符合中国司法实践的“抗诉”，最终被立法正式采纳。1979年7月1日，当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表决通过，高铭暄热泪盈眶。二十五载守望，终于化作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坚实基石。
　　刑法施行之后，他并未止步。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他主持起草总则修改建议稿，推动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三大原则写入法典，为中国刑法现代化奠定灵魂支柱。
　　在死刑问题上，高铭暄始终以亲历者的清醒与学者的良知，坚守“少杀、慎杀、严禁错杀”的立场。他在自述中多次谈到，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极刑，必须慎之又慎，只能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立法研讨与学术建言中，他长期呼吁严格死刑适用标准、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强化死刑复核程序，以法治力量守住生命权底线。在他看来，死刑的严格限制与规范适用，不仅是刑事制度的完善，更是国家法治文明、人权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他以温和而坚定的学术力量，推动中国刑事法治向着更文明、更谦抑、更人道的方向稳步前行。
　　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再到历次刑法修正案，从宏观制度设计到细微条文打磨，高铭暄始终以家国为念、以人民为本，不照搬西方、不脱离实际，让中国刑法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
　　治学立说：以一生治学开宗立派，让中国刑法学自成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刑法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高铭暄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扛起学科重建的重任，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体系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他治学一生，笔耕不辍。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学专著，一度手抄相传、洛阳纸贵，成为几代法律人理解中国刑法的入门经典。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刑法学》，更是滋养了数百万法学学子，搭建起中国刑法学的基本框架。
　　84岁高龄时，他仍亲笔撰写85万字巨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以唯一全程参与者的视角，为共和国留下一部珍贵的刑法立法史。
　　七十余载治学，他出版专著8部，主编参编著作10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研究遍及刑法总论、各论、国际刑法、刑事政策等全部领域。他首倡“综述研究法”，强调先占有资料、再严谨立论、后服务实践，成为刑法学人才培养的经典路径。他推动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牵头开创国际刑法研究，多次登上国际学术舞台，向世界讲述中国法治故事，荣获国际刑法学最高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
　　他一生淡泊、低调谦和，即便享誉海内外，依旧以普通学者自处。他不逐名利、不慕浮华，心无旁骛守着书桌与法典，秉持“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的信念，以毕生之力，为中国法学界树立了严谨、求实、守正、创新的学术标杆。
　　杏坛育人：甘为人梯育桃李，以师者初心成就法治“大先生”
　　1984年，高铭暄成为新中国刑法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开启了中国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的新篇章。
　　从教近七十年，他从未离开讲台。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从高级法官班到青年学者研修课，他的课堂始终温和而厚重。他先后培养60余位法学博士、一大批博士后，弟子遍布立法、执法、司法、教研各条战线，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自述中，他最常对学生说：“要坚守法治信仰，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他为师，严慈相济、倾囊相授。课堂上严谨细致，生活中温和宽厚；做学问要求一丝不苟，做人则强调心怀家国、坚守底线。他从不压制观点、不排斥争鸣，却始终坚守学术品格与法治良知。他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每一次授课、每一篇论文指导，让学生不仅懂法理，更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晚年的他，依旧坚持指导学生、参加研讨、关心青年成长。在学生眼中，先生从无“大家”架子，待人以诚、治学以严，用一生言传身教，诠释了何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新时代法学教育界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殊荣至重：荣获国家荣誉称号奖章，法学界首位“人民教育家”
　　2019年9月29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高铭暄颁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他是我国法学界首位获此至高荣誉的学者。
　　走上授勋台时，高铭暄精神矍铄、步履沉稳。接过勋章的那一刻，他动情地说：“这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恩典，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这要归功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归功于我的学校、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他始终认为，这份荣誉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新中国法治事业、属于全体法学教育工作者。
　　授勋之后，他依旧每日伏案、读书治学、关注立法、提携后辈，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人民教育家”的使命与担当。他常说，一个人要做成事，首先要心中有党、心怀祖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绝对忠诚。这句话，正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风范长存：法魂铸典照千秋，师道永昭启后人
　　高铭暄先生的一生，是与新中国法治同行的一生，是为法学研究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以立法躬行，奠定刑事法治基石；以治学立说，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以杏坛耕耘，培育一代法治栋梁；以赤子之心，荣获国家至高荣誉。
　　他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水滴石穿的坚守；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论，却有始终如一的信仰。他把一生交给刑法、把心血献给教育、把风骨留在人间。
　　据悉，高铭暄先生直至生命最后阶段仍心系由他主持的《刑法学原理》修订工作，期盼该书早日付梓、惠及学界。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高铭暄先生参与筑就的法治基石不会褪色，他开创的学术道路不会荒芜，他培育的法治人才必将接续奋斗，他留下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新时代法学工作者与法治实践者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