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
|
|
□ 崔国斌
202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并提出了清晰的工作思路。具体包括推进“净网”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治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黑客等乱象，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协同推动网络生态治理，压实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严防利用区块链等加密技术逃避监管，依法打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理论上，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上述治理思路：强化行政执法、落实平台责任和加强新技术研究。
首先，推进“净网”专项行动，治理网络有害信息。此类专项行动属于典型的行政执法活动，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覆盖范围很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网络空间强化行政执法，符合网络行业的发展趋势。众所周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不断提升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当社会个体滥用这一传播能力，传播违法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权利人通过司法或社会机制发现和制止侵权行为的成本很高，很容易超出自身因侵权而遭受的损失。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例，对于权利人而言，侵权者每次违法处理和传播行为给权利人带来的实际损害可能有限，权利人未必有动力通过司法程序将侵权者绳之以法。侵权者因此肆无忌惮，导致网络侵权泛滥。为解决个人维权难题，强化行政执法是最重要的选项。因此，会议明确提出推进“净网”专项行动，抓住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这也应该是政法机关常抓不懈的行政执法工作。
其次，压实网络主体责任，提升网络治理效率。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行政执法，包括“净网”专项行动在内，如果只是针对分散在全球网络角落的直接侵权人（网络用户）展开，都会因缺乏规模效应而成本高昂。强化平台责任，调动平台预防用户侵权的积极性，则可以有效降低上述成本。依据现有的法律，平台通常是在明知或应知用户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阻止该侵权行为。但是，在具体个案中，执法者如何确定平台的主观过错，以及它所采取措施的合理性，并不容易。因此，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时，执法机关要不断积累经验，通过一些代表性案例逐步明确执法标准。
最后，加强研究新技术，及时调整执法策略。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变化，随时会打破现有法律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关系，改变各方在阻止和清除网络侵权信息方面的成本。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执法领域的决策者，都要及时回应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挑战。理论上，执法者可以等立法者明确规则后再行动。比如，会议提及正在考虑之中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就属于此类专门立法，能明确一些具体的网络犯罪的认定规则，对执法者迎接网络执法的挑战有很大帮助。不过，具体案件常常在具体立法出台前就摆到执法者面前，需要执法者依据相对原则的法律条款即刻作出回应。为此，会议强调要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执法者应该及时对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技术和商业模式开展前瞻性的研究，准确理解各类平台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的边界，以确保执法活动能够有效维护公众、权利人与平台之间的利益平衡。
总之，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对于法治中国建设至关重要，其中，行政执法扮演着关键角色。期待政法机关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
|
|
| 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思路的理论解读
|
|
|
|
|
|
| （ 2026-02-0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 |
|
|
□ 崔国斌
202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并提出了清晰的工作思路。具体包括推进“净网”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治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黑客等乱象，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协同推动网络生态治理，压实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严防利用区块链等加密技术逃避监管，依法打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理论上，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上述治理思路：强化行政执法、落实平台责任和加强新技术研究。
首先，推进“净网”专项行动，治理网络有害信息。此类专项行动属于典型的行政执法活动，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覆盖范围很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网络空间强化行政执法，符合网络行业的发展趋势。众所周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不断提升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当社会个体滥用这一传播能力，传播违法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权利人通过司法或社会机制发现和制止侵权行为的成本很高，很容易超出自身因侵权而遭受的损失。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例，对于权利人而言，侵权者每次违法处理和传播行为给权利人带来的实际损害可能有限，权利人未必有动力通过司法程序将侵权者绳之以法。侵权者因此肆无忌惮，导致网络侵权泛滥。为解决个人维权难题，强化行政执法是最重要的选项。因此，会议明确提出推进“净网”专项行动，抓住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这也应该是政法机关常抓不懈的行政执法工作。
其次，压实网络主体责任，提升网络治理效率。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行政执法，包括“净网”专项行动在内，如果只是针对分散在全球网络角落的直接侵权人（网络用户）展开，都会因缺乏规模效应而成本高昂。强化平台责任，调动平台预防用户侵权的积极性，则可以有效降低上述成本。依据现有的法律，平台通常是在明知或应知用户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阻止该侵权行为。但是，在具体个案中，执法者如何确定平台的主观过错，以及它所采取措施的合理性，并不容易。因此，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时，执法机关要不断积累经验，通过一些代表性案例逐步明确执法标准。
最后，加强研究新技术，及时调整执法策略。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变化，随时会打破现有法律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关系，改变各方在阻止和清除网络侵权信息方面的成本。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执法领域的决策者，都要及时回应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挑战。理论上，执法者可以等立法者明确规则后再行动。比如，会议提及正在考虑之中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就属于此类专门立法，能明确一些具体的网络犯罪的认定规则，对执法者迎接网络执法的挑战有很大帮助。不过，具体案件常常在具体立法出台前就摆到执法者面前，需要执法者依据相对原则的法律条款即刻作出回应。为此，会议强调要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执法者应该及时对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技术和商业模式开展前瞻性的研究，准确理解各类平台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的边界，以确保执法活动能够有效维护公众、权利人与平台之间的利益平衡。
总之，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对于法治中国建设至关重要，其中，行政执法扮演着关键角色。期待政法机关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