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法治
|
|
□ 徐亚文 徐锦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公然将台湾地区局势与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并暗示可能行使武力，政府高官更是发表危险的拥核言论。此举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日本战后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危险表态，彻底暴露了其“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
这一系列行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战后长期通过“法律技术”系统性架空“和平宪法”、最终寻求“国家正常化”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必须剖析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内在矛盾，揭示其如何被异化为“扩张之借口”，警示国际社会对此危险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宪法核心精神已被掏空
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并“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条款构成了“和平宪法”的核心，既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制性约束，也是日本自身对《波茨坦公告》解除武装义务的国内法承诺。
然而，从制宪之初的历史背景审视，该条款从诞生起便嵌入了战略性妥协的基因。其第二项“为达到前项目的”的条件语，在法律解释上埋下了伏笔。正如当时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所警告的，此条款可能被解释为“在和平目的之外”允许保有军队。冷战的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一预见：在美国的默许与需求下，日本于1954年以防卫本土之名成立自卫队，完成了重新武装的“事实修宪”。
此后，日本安保政策沿着“解释”宪法的路径一路狂奔——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海外派兵永久化的新安保法案、2022年确立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专守防卫”滑向“主动出击”的战略蜕变轨迹。“和平宪法”的文本依然存在，但其“放弃战争”的核心精神已在持续的法律松绑中被实质掏空。
行政扩权侵蚀宪法约束
高市早苗的涉台妄言，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来“解释修宪”路线的直接产物。面对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严格修宪程序，日本执政势力长期采取“行政释宪”这一捷径，以内阁决议等方式不断扩张武力行使范围、架空宪法约束。
这一过程的法理危害性在于，它颠倒了宪政的基本逻辑。宪法本应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契约”，政府是宪法的执行者而非定义者。然而，在日本，行政机关通过一系列内阁决议，成功地将“放弃战争”解释为“可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本土防卫”解释为“可干预海外冲突”。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标准模糊，赋予了日本政府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宪法从“权力的锁链”沦为“权力的橡皮泥”。
高市早苗言论的极端性在于其通过偷换概念，企图将中国内政议题强行定义为日本的“生存危机”，这不仅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更彻底撕下了“自卫”的伪装，暴露出日方企图介入地区冲突、谋求对外用兵的野心。
但是，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众多宪法学者、法律团体及和平力量始终指责“解释修宪”违宪。例如，日本律师联合会多次发表声明，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明显违反宪法第九条”。然而，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下，国会制衡机制失灵，司法部门持保守态度，导致行政权在安保领域的扩张几乎未受有效制约。
警惕日方推进“再军事化”
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披着精致的“法治”外衣，通过立法、预算、战略文件等“合法”形式渐进式推进。2025财年防卫费突破GDP1%框架、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寻求海外基地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其战争能力的量化呈现。这些行动与“积极和平主义”的修辞相伴，构成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亚洲邻国，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首先，必须坚持法理斗争的严肃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和平宪法”是其衍生产物和法律承诺。任何背离宪法第九条核心精神的政策，不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更是对其国际义务的背弃。国际社会应持续揭露其“法律松绑”的实质，在外交、舆论等多个层面形成强大道义压力。
其次，必须剥夺其军事冒险的物质基础。日本资源匮乏，其军事能力的快速扩张严重依赖外部技术、能源与市场。相关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和本国法规，对涉及军民两用物项及敏感技术的对日出口实施必要管制，防止其军事潜力无序膨胀。中国近期宣布加强相关出口管制，正是维护地区稳定、防患于未然的正当举措。
最后，关键在于日本自身的政治抉择。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珍视“和平宪法”、反对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力量。国际社会应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理性声音，督促日本政府切实反省历史，恪守“专守防卫”承诺，在宪法与和平发展的框架内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是继续玩弄“解释修宪”的危险游戏，走向孤立与对抗，还是真正践行“和平宪法”精神，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日本必须回答的世纪之问。
“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之光，已在长达数十年的“解释”侵蚀下日渐黯淡。高市早苗的恶劣言行，标志着这一进程已触及危险红线。当“自卫”被无限扩张，“和平”沦为空洞标签，东亚地区将不得不直面一个重新武装且法理约束日益松脱的日本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警惕与制衡，更根本的在于日本能否在“国家正常化”的迷思中找回和平立国的初心，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与世界。时间，正在给出答案。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
|
| 日本架空“和平宪法”谋求“再军事化”
|
|
|
|
|
|
| （ 2026-02-0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
|
|
□ 徐亚文 徐锦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公然将台湾地区局势与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并暗示可能行使武力，政府高官更是发表危险的拥核言论。此举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日本战后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危险表态，彻底暴露了其“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
这一系列行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战后长期通过“法律技术”系统性架空“和平宪法”、最终寻求“国家正常化”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必须剖析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内在矛盾，揭示其如何被异化为“扩张之借口”，警示国际社会对此危险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宪法核心精神已被掏空
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并“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条款构成了“和平宪法”的核心，既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制性约束，也是日本自身对《波茨坦公告》解除武装义务的国内法承诺。
然而，从制宪之初的历史背景审视，该条款从诞生起便嵌入了战略性妥协的基因。其第二项“为达到前项目的”的条件语，在法律解释上埋下了伏笔。正如当时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所警告的，此条款可能被解释为“在和平目的之外”允许保有军队。冷战的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一预见：在美国的默许与需求下，日本于1954年以防卫本土之名成立自卫队，完成了重新武装的“事实修宪”。
此后，日本安保政策沿着“解释”宪法的路径一路狂奔——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海外派兵永久化的新安保法案、2022年确立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专守防卫”滑向“主动出击”的战略蜕变轨迹。“和平宪法”的文本依然存在，但其“放弃战争”的核心精神已在持续的法律松绑中被实质掏空。
行政扩权侵蚀宪法约束
高市早苗的涉台妄言，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来“解释修宪”路线的直接产物。面对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严格修宪程序，日本执政势力长期采取“行政释宪”这一捷径，以内阁决议等方式不断扩张武力行使范围、架空宪法约束。
这一过程的法理危害性在于，它颠倒了宪政的基本逻辑。宪法本应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契约”，政府是宪法的执行者而非定义者。然而，在日本，行政机关通过一系列内阁决议，成功地将“放弃战争”解释为“可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本土防卫”解释为“可干预海外冲突”。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标准模糊，赋予了日本政府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宪法从“权力的锁链”沦为“权力的橡皮泥”。
高市早苗言论的极端性在于其通过偷换概念，企图将中国内政议题强行定义为日本的“生存危机”，这不仅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更彻底撕下了“自卫”的伪装，暴露出日方企图介入地区冲突、谋求对外用兵的野心。
但是，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众多宪法学者、法律团体及和平力量始终指责“解释修宪”违宪。例如，日本律师联合会多次发表声明，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明显违反宪法第九条”。然而，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下，国会制衡机制失灵，司法部门持保守态度，导致行政权在安保领域的扩张几乎未受有效制约。
警惕日方推进“再军事化”
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披着精致的“法治”外衣，通过立法、预算、战略文件等“合法”形式渐进式推进。2025财年防卫费突破GDP1%框架、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寻求海外基地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其战争能力的量化呈现。这些行动与“积极和平主义”的修辞相伴，构成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亚洲邻国，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首先，必须坚持法理斗争的严肃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和平宪法”是其衍生产物和法律承诺。任何背离宪法第九条核心精神的政策，不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更是对其国际义务的背弃。国际社会应持续揭露其“法律松绑”的实质，在外交、舆论等多个层面形成强大道义压力。
其次，必须剥夺其军事冒险的物质基础。日本资源匮乏，其军事能力的快速扩张严重依赖外部技术、能源与市场。相关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和本国法规，对涉及军民两用物项及敏感技术的对日出口实施必要管制，防止其军事潜力无序膨胀。中国近期宣布加强相关出口管制，正是维护地区稳定、防患于未然的正当举措。
最后，关键在于日本自身的政治抉择。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珍视“和平宪法”、反对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力量。国际社会应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理性声音，督促日本政府切实反省历史，恪守“专守防卫”承诺，在宪法与和平发展的框架内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是继续玩弄“解释修宪”的危险游戏，走向孤立与对抗，还是真正践行“和平宪法”精神，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日本必须回答的世纪之问。
“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之光，已在长达数十年的“解释”侵蚀下日渐黯淡。高市早苗的恶劣言行，标志着这一进程已触及危险红线。当“自卫”被无限扩张，“和平”沦为空洞标签，东亚地区将不得不直面一个重新武装且法理约束日益松脱的日本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警惕与制衡，更根本的在于日本能否在“国家正常化”的迷思中找回和平立国的初心，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与世界。时间，正在给出答案。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