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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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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曲畅
未成年子女探视权执行问题一直是法院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难点，这其中有抚养人阻挠、子女拒绝、亲情淡化等主观因素，也存在探视场地、伴访人员和专业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
为了行使自己对儿子的探望权，离婚已久的魏某不得已又通过法院再次约前妻何某见面。不同的是，这次见面没有在法院，而是在区妇联的“伴视家园”会见中心。除了两名执行法官在场，接待二人的还有妇联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咨询师。
至2025年年底，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伴视家园”工作机制已运行3年。《法治日报》记者从该院获悉，3年以来，在大兴法院和大兴区妇联的共同努力下，“伴视家园”已促成82次探望权的执行，促进46个家庭化解矛盾，许多父母和孩子在这里得以重塑亲情。
一
去年7月，大兴法院执行局干警张世吾在单位门口接待了3位特殊的当事人：申请执行人魏某、前妻何某以及儿子小贝。魏某与何某离婚后，因矛盾较深，何某始终拒绝魏某探望小贝。无奈之下，魏某每次想看孩子时只能一次又一次到法院申请执行。从2020年离婚到现在，他已经向法院申请执行立案10次了。
“我不相信他，除非你们法官在场，不然就别想见到孩子！”面对张世吾的释法劝导，何某表现得十分抗拒，而行使探望权的魏某也陷入了尴尬。由于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争吵不断，离婚后魏某与孩子又很少见面，导致孩子在见到魏某时总是沉默、躲避，魏某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来打破父子间的隔阂。
“跟班上的同学相处怎么样？”“还行……”
“新年想要什么样的玩具？”“没有……”
就这样，短暂又漫长的会面在父子俩的一问一答中结束了。魏某虽见到了儿子，却又留下无尽的遗憾。
回到办公室，张世吾向团队法官王杰详述了魏某此次探望的情况。“这样探望一次，申请执行一次，治标不治本不说，还浪费司法资源。”王杰认为，不能就案办案，得想办法尽快缓解魏某与何某的紧张关系。
二
一个月后，魏某与何某在法院的组织下再次见面，这次，是在法院与妇联共同设立的“伴视家园”会见中心。针对这起案件，王杰团队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制定了“1+2+X”执行方案。“1”即邀请1名心理咨询师对3人分别进行背对背谈话，通过专业心理辅导找寻问题突破口，从不同切入点化解抵触情绪，明确矛盾根源。“2”是法官与心理咨询师共同总结前述谈话中遇到的问题，从法律、亲情、心理等不同角度进行说理、引导，利用游戏互动等形式卸下各方心理防备，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X”则是指寻找可能影响案件的各方人员加入到调解进程中，将阻碍执行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助力执行的积极因素。
王杰还了解到，何某不愿与魏某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魏某父母相处不和，生活琐事和矛盾的不断积累是二人最终走向离婚的导火索。于是，王杰将魏某的父母也纳入到了此次的沟通调解范围当中。
为了提高探视的质量，王杰团队将魏某与小贝安排在“伴视家园”的特定活动区域相见，这里的玩具、绘本等布置深深吸引了小贝，父子俩开始一问一答，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心理咨询师适时引导互动，鼓励父子俩在游戏、绘画中自然交流。魏某压抑多年的父爱得以小心翼翼地释放，小贝也开始重新接纳这个既陌生又似乎有些亲切的爸爸，久违的笑容和互动在父子间重现。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魏某与何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同意互相配合自行完成此后对小贝的探望，并承诺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相互理解，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三
“我现在的爸爸对我很好，但我也想见以前的爸爸。”小蕊口中的两个“爸爸”，一个是与妈妈肖某共同抚养其长大的李某，另一个则是肖某的前夫，也就是小蕊的生父孙某。
多年前，肖某与孙某因感情不和离婚，女儿小蕊由肖某抚养。2025年5月，念女心切的孙某向大兴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执行探望权。孙某称，自2022年7月开始其多次联系肖某表示想要探望女儿均未得到回应，他和小蕊的爷爷奶奶都非常想念孩子。
大兴法院执行局干警杨蕾在联系孙某时，孙某难掩内心的难过：“因为隔很久才能见一面，每次见到女儿，我都觉得她变化很大，每次见面我们的话都说不够。”
“在探望权执行案件中，因为子女与申请人相处机会较少，往往会对申请人抱有陌生的回避心理。但本案中，我们发现孙某能够关注女儿成长的细节，小蕊也很想见孙某。”为了找到探视难的症结所在，进一步从根源上化解孙某与肖某之间的矛盾，杨蕾决定将两人共同约见至“伴视家园”，借助专业心理疏导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
在“伴视家园”的谈话室里，肖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跟小蕊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并且生活幸福。孙某的探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打扰，孩子现在的爸爸完全可以替代孙某，给孩子更好的父爱。”
“孩子对父母的双重依恋是建立安全感的基石。”心理咨询师从专业角度帮助肖某缓解焦虑与敌意，引导她将注意力放在孩子的感受上：“虽然李某待小蕊视如己出，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孩子的真实情感需求。从小蕊对孙某的描述来看，她还是期待着与亲生父亲见面的。”
四
这次见面中，杨蕾也从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向肖某说明孙某探望小蕊的正当性，“行使探望权是孙某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此外，父母的情感纠纷不应以孩子的幸福为代价，如果探视权成为‘情感战场’，那么第一个受到伤害的是孩子。”杨蕾说。
在杨蕾与心理咨询师的合力疏导下，肖某渐渐正视孙某探望小蕊一事，认识到孙某参与小蕊成长的重要性。透过活动室的落地窗，她看到小蕊在孙某的陪伴下开心地玩着玩具，心里的戒备与隔阂慢慢松动。
考虑到肖某的顾忌和感受，杨蕾也做通了孙某的工作，两人最终商定每半月探视一次。如果小蕊愿意，以后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到孙某家中短暂居住。
如今在“伴视家园”，类似小贝与小蕊的探视故事时常发生，在法院和妇联的守护陪伴下，许多父母与孩子在这里重塑亲情。
大兴法院执行局局长赵玉东介绍，2023年，该院与大兴区妇联携手构建“一轴多翼”家事调解与家事执行工作对接机制，并在妇联建立“伴视家园”，通过提供探视场地、引入专业心理指导、为个案定制执行方案等，凝聚社会力量，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通过柔性执行推动探望权纠纷实质性化解。
“未来，大兴法院将继续推动执行方式与执行理念发展创新，坚持力度与温度并重，法理与情理共述，让每一个孩子与家庭都感受到法治的关怀与保护。”赵玉东说。
图① 法官和孩子一起做游戏谈心。
图② 法官在“伴视家园”和孩子互动。
图③ 法官与心理咨询师在“伴视家园”和家长聊天谈心。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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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视家园”助力探视权与亲情重塑同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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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2-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青少年与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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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曲畅
未成年子女探视权执行问题一直是法院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难点，这其中有抚养人阻挠、子女拒绝、亲情淡化等主观因素，也存在探视场地、伴访人员和专业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
为了行使自己对儿子的探望权，离婚已久的魏某不得已又通过法院再次约前妻何某见面。不同的是，这次见面没有在法院，而是在区妇联的“伴视家园”会见中心。除了两名执行法官在场，接待二人的还有妇联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咨询师。
至2025年年底，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伴视家园”工作机制已运行3年。《法治日报》记者从该院获悉，3年以来，在大兴法院和大兴区妇联的共同努力下，“伴视家园”已促成82次探望权的执行，促进46个家庭化解矛盾，许多父母和孩子在这里得以重塑亲情。
一
去年7月，大兴法院执行局干警张世吾在单位门口接待了3位特殊的当事人：申请执行人魏某、前妻何某以及儿子小贝。魏某与何某离婚后，因矛盾较深，何某始终拒绝魏某探望小贝。无奈之下，魏某每次想看孩子时只能一次又一次到法院申请执行。从2020年离婚到现在，他已经向法院申请执行立案10次了。
“我不相信他，除非你们法官在场，不然就别想见到孩子！”面对张世吾的释法劝导，何某表现得十分抗拒，而行使探望权的魏某也陷入了尴尬。由于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争吵不断，离婚后魏某与孩子又很少见面，导致孩子在见到魏某时总是沉默、躲避，魏某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来打破父子间的隔阂。
“跟班上的同学相处怎么样？”“还行……”
“新年想要什么样的玩具？”“没有……”
就这样，短暂又漫长的会面在父子俩的一问一答中结束了。魏某虽见到了儿子，却又留下无尽的遗憾。
回到办公室，张世吾向团队法官王杰详述了魏某此次探望的情况。“这样探望一次，申请执行一次，治标不治本不说，还浪费司法资源。”王杰认为，不能就案办案，得想办法尽快缓解魏某与何某的紧张关系。
二
一个月后，魏某与何某在法院的组织下再次见面，这次，是在法院与妇联共同设立的“伴视家园”会见中心。针对这起案件，王杰团队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制定了“1+2+X”执行方案。“1”即邀请1名心理咨询师对3人分别进行背对背谈话，通过专业心理辅导找寻问题突破口，从不同切入点化解抵触情绪，明确矛盾根源。“2”是法官与心理咨询师共同总结前述谈话中遇到的问题，从法律、亲情、心理等不同角度进行说理、引导，利用游戏互动等形式卸下各方心理防备，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X”则是指寻找可能影响案件的各方人员加入到调解进程中，将阻碍执行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助力执行的积极因素。
王杰还了解到，何某不愿与魏某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魏某父母相处不和，生活琐事和矛盾的不断积累是二人最终走向离婚的导火索。于是，王杰将魏某的父母也纳入到了此次的沟通调解范围当中。
为了提高探视的质量，王杰团队将魏某与小贝安排在“伴视家园”的特定活动区域相见，这里的玩具、绘本等布置深深吸引了小贝，父子俩开始一问一答，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心理咨询师适时引导互动，鼓励父子俩在游戏、绘画中自然交流。魏某压抑多年的父爱得以小心翼翼地释放，小贝也开始重新接纳这个既陌生又似乎有些亲切的爸爸，久违的笑容和互动在父子间重现。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魏某与何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同意互相配合自行完成此后对小贝的探望，并承诺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相互理解，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三
“我现在的爸爸对我很好，但我也想见以前的爸爸。”小蕊口中的两个“爸爸”，一个是与妈妈肖某共同抚养其长大的李某，另一个则是肖某的前夫，也就是小蕊的生父孙某。
多年前，肖某与孙某因感情不和离婚，女儿小蕊由肖某抚养。2025年5月，念女心切的孙某向大兴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执行探望权。孙某称，自2022年7月开始其多次联系肖某表示想要探望女儿均未得到回应，他和小蕊的爷爷奶奶都非常想念孩子。
大兴法院执行局干警杨蕾在联系孙某时，孙某难掩内心的难过：“因为隔很久才能见一面，每次见到女儿，我都觉得她变化很大，每次见面我们的话都说不够。”
“在探望权执行案件中，因为子女与申请人相处机会较少，往往会对申请人抱有陌生的回避心理。但本案中，我们发现孙某能够关注女儿成长的细节，小蕊也很想见孙某。”为了找到探视难的症结所在，进一步从根源上化解孙某与肖某之间的矛盾，杨蕾决定将两人共同约见至“伴视家园”，借助专业心理疏导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
在“伴视家园”的谈话室里，肖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跟小蕊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并且生活幸福。孙某的探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打扰，孩子现在的爸爸完全可以替代孙某，给孩子更好的父爱。”
“孩子对父母的双重依恋是建立安全感的基石。”心理咨询师从专业角度帮助肖某缓解焦虑与敌意，引导她将注意力放在孩子的感受上：“虽然李某待小蕊视如己出，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孩子的真实情感需求。从小蕊对孙某的描述来看，她还是期待着与亲生父亲见面的。”
四
这次见面中，杨蕾也从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向肖某说明孙某探望小蕊的正当性，“行使探望权是孙某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此外，父母的情感纠纷不应以孩子的幸福为代价，如果探视权成为‘情感战场’，那么第一个受到伤害的是孩子。”杨蕾说。
在杨蕾与心理咨询师的合力疏导下，肖某渐渐正视孙某探望小蕊一事，认识到孙某参与小蕊成长的重要性。透过活动室的落地窗，她看到小蕊在孙某的陪伴下开心地玩着玩具，心里的戒备与隔阂慢慢松动。
考虑到肖某的顾忌和感受，杨蕾也做通了孙某的工作，两人最终商定每半月探视一次。如果小蕊愿意，以后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到孙某家中短暂居住。
如今在“伴视家园”，类似小贝与小蕊的探视故事时常发生，在法院和妇联的守护陪伴下，许多父母与孩子在这里重塑亲情。
大兴法院执行局局长赵玉东介绍，2023年，该院与大兴区妇联携手构建“一轴多翼”家事调解与家事执行工作对接机制，并在妇联建立“伴视家园”，通过提供探视场地、引入专业心理指导、为个案定制执行方案等，凝聚社会力量，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通过柔性执行推动探望权纠纷实质性化解。
“未来，大兴法院将继续推动执行方式与执行理念发展创新，坚持力度与温度并重，法理与情理共述，让每一个孩子与家庭都感受到法治的关怀与保护。”赵玉东说。
图① 法官和孩子一起做游戏谈心。
图② 法官在“伴视家园”和孩子互动。
图③ 法官与心理咨询师在“伴视家园”和家长聊天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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