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标准绑架”暴露“强盗逻辑”

　　□ 本报记者　　　　 吴　　 琼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手机及社交媒体所引发的身心健康风险、学习效率下降等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严格的管控措施，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德国也不例外，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严格的管控措施。耐人寻味的是，德国在国内推进严格管控的同时，对不同国家的同类政策却秉持双重评判标准——对西方盟友的措施多予肯定，对非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则动辄指责。这种态度差异凸显德方将未成年人手机管控问题政治化、阵营化，暴露出其在数字治理领域所秉持的“强盗逻辑”。
从“柔性引导”到“刚性规制”
　　不同于美国以州为单位的分散管控，德国的未成年人手机管控呈现出“联邦统筹、州府细化、全民共识”的鲜明特征。从最初的媒体素养教育，到如今的法律强制约束，德国完成了从“柔性引导”到“刚性规制”的转型，构建起覆盖全场景的管控网络。
　　德国2003年4月1日起实施的《青少年媒体保护州际协议》已完成多次修订，2024年10月的最新版本堪称“史上最严”——不仅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对16岁以下用户默认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时段”（22点至次日6点），还首次将“算法成瘾”纳入监管范畴，禁止平台通过无限下拉、连续推送等设计诱导未成年人过度使用；针对手机厂商，法律要求预装“数字守护”软件，家长可设置应用使用时长、内容过滤等级，未达标产品将被禁止进入德国市场。违反规定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500万欧元的罚款。
　　2025年9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延斯·施潘在接受《新奥斯纳布吕克报》采访时透露，联盟党正在讨论就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制定更严格的规定，“现阶段，相关限制措施仍在商讨中，选项之一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为16岁”。他直言：“这些应用成瘾性堪比海洛因，需以强硬对策保护未成年人发育中的大脑。”
“双标”态度暴露无遗
　　就在德国国内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由不断加码管控时，面对其他国家的同类政策，德国却迅速切换到“价值批判”模式，将纯粹的民生治理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其“双标”态度暴露无遗。
　　当欧盟伙伴国法国推出“校园手机全天禁令”，要求平台设置未成年人使用时长上限时，德国政府公开表示“赞赏与支持”，称其为“欧洲数字治理的典范”。但当非西方国家采取类似措施时，德国的态度瞬间反转：2025年新加坡将中学手机禁令扩展至全天，并要求智能设备夜间自动关机，德国媒体竟称“此举可能限制未成年人信息获取自由”，全然忽视新加坡“改善未成年人睡眠质量”的政策初衷。
　　对于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德国的指责更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游戏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模式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控制未成年人日均上网时长，相关经验多次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认可。但德国部分政客和媒体却刻意抹黑，声称中国的未成年人模式“构成信息封锁”；德国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指责中国政策“违背数字自由精神”，却对德国要求平台默认屏蔽大量内容、夜间强制下线的做法视而不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自身的管控政策也存在弹性空间——汉堡州允许高中生于午休时间使用手机联系家长，巴登—符腾堡州可根据教学需求使用平板电脑，这些合理调整被德国视为“科学治理”，而其他国家的差异化管控却被贴上“政策模糊”的标签。
　　有评论就此指出，德国的“双标”背后，是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在2024年发布的《联邦政府国际数字政策战略》中，德国明确将“推广西式数字价值观”列为核心任务，将自身管控模式定义为“文明治理的标杆”，而将非西方国家的治理选择视为“落后与威权”。这种逻辑下，德国允许本国基于国情解决社会问题，却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同样的治理自主权。
国际社会反对声浪高涨
　　事实上，德国的“校园全域存机”、中国的“未成年人模式”、新加坡的“夜间强制休眠”等等，都是各国立足自身教育环境、社会民情的务实探索，无优劣之分，更不该被意识形态划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强调，未成年人数字保护无统一模板，各国政策必须立足国情，坚决反对将治理议题意识形态化、阵营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员直言，某些西方国家指责他国规制，本质是用“人权滤镜”搞双重标准，严重违背国际公平原则。欧盟内部也不乏理性声音，德国前联邦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专员乌尔里希·凯尔伯表示德国及欧盟常以“数据自由”为由批评非欧盟国家的管控措施，在数字监管中存在“规则适用双重性”，同时指出德国对非西方国家的指责毫无道理，各国治理路径差异客观存在，强行用单一标准评判，只会破坏全球治理互信。德国国内学界也不乏反思，奥格斯堡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夏埃尔·库比希尔表示，各国治理路径源于法律传统与社会需求不同，以单一的“自由标准”批判他国措施，本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
　　不少国家明确对德国的行径说“不”。东盟国家曾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将数字治理问题政治化，强调各国有权自主制定监管政策；非洲多国也表态，拒绝接受“数字治理标准绑架”，要探索适配本土的保护路径。这种广泛抵制，足以说明德国的做法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