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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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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航
“孩子五年级学C++跟不上，转Python还是听不懂，想退费却遭拒”“老人带孩子去商场玩，结果被编程机构忽悠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3198元的课程”……近段时间以来，少儿编程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等问题频现，相关投诉屡见不鲜。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少儿编程市场火爆的背后，部分机构制造焦虑、收割财富等多重乱象浮现。编程教育为何会异化为家长“踩坑”不断的重灾区？如何为少儿编程市场划定监管红线？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详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盈科研究院副院长王燕妮。
记者：部分少儿编程机构制造年龄焦虑，将“幼儿园大班学不会编程”定性为“思维能力差”，引导家长为低龄儿童报名课程。从成长教育规律来看，年龄尚小的孩子是否可以学习编程？
王燕妮：从教育规律、心理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视角综合判断，低龄儿童并不适宜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编程学习，过早接触还可能造成心理压力等多方面风险，需要保持审慎态度。
根据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3—6岁儿童处于以形象思维和具体操作为主的发展阶段，对抽象符号、逻辑推理和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尚未形成。而编程活动，无论是Python、C++还是图形化语言，其核心都依赖抽象符号体系（变量、循环、条件判断等）、程序结构与逻辑推理、多步骤的因果链条构建。这些能力通常要在更高年龄段才会稳固建立。现实中，大多数“低龄编程课程”只是停留在图形拖拽或积木拼搭，其价值更多在于兴趣启蒙，而不是养成真正的编程能力。
并且，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幼儿阶段重在启蒙，而非技能化训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双减”政策均强调：学前教育应以游戏化、生活化学习为主；严禁超前、超纲教学；科技教育应以探索体验为主，而非技能型训练。适龄的科技类启蒙内容应包括：分类、排序、模式识别；初步因果关系体验；通过游戏培养基础逻辑，而不是编程语法或算法训练。
记者：多家机构以“助力升学”为宣传点，但教育部明确规定竞赛结果不得作为招生依据。其中存在哪些问题？
王燕妮：用“国字号证书”“白名单赛事助力升学”制造升学预期，涉嫌严重误导，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消费欺诈。一方面，教育部已经通过“双减”及配套政策明确：各类竞赛结果、社会培训机构出具的证书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另一方面，一些机构仍然以“3天拿国字号证书”“白名单赛事获奖可以为升学加码”为核心卖点，诱导家长高价报班。这类宣传要么有意忽略政策前提，要么直接捏造“升学效用”，很容易让家长误以为“只要花钱上课、拿到奖，就能在升学中占据优势”。在法律上，至少构成误导性的虚假宣传；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机构明知政策禁止仍以“升学优势”集中引流，并导致家长作出错误决定，就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欺诈”的构成要件，在个案中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记者：实践中，当家长发现孩子上课效果差，提出退费时，机构常用“按原价折算已上课时”“已上3节课不能退费”等条款拒绝退费。如何有效治理退费难的问题？
周详：校外培训合同是典型的民事行为，家长在签订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合同时，应认真阅读退费条款，如有疑问，可以要求服务提供商对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并明确写进合同条款之中。家长需要了解校外培训的特殊管理政策，不应当一次性储值过高，需要注意培训服务单位和收款单位是否一致等。另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通过一网（官方网站）三端（家长端App、机构端App和管理端App）为校外培训全流程监管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向社会公开展示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支持家长学生在线选课、支付、退费、评价、投诉等需求。鼓励家长通过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并通过相关平台进行注册、选课、消课和退费操作，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如何才能有效规制少儿编程市场存在的各种乱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王燕妮：少儿编程培训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教育服务业态，其问题既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涉及校外培训监管、广告合规、合同规范等多个法律领域。要治理这一领域的乱象，仅靠某一方力量无法奏效，需要监管部门、行业机构、培训主体及家庭形成多层次的综合治理体系。
监管部门应建立约束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管。从法治建设角度看，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的关键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规范市场边界。监管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制度化治理：强化广告与培训内容合规审查，对“保送名校”“3天拿国字号证书”“学编程升学加分”等宣传语，严格按照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审查，及时查处夸大效果、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的营销行为。完善预收费监管机制，推行学费资金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制度，防止机构闭店、资金挪用导致消费者损失。制定非学科类培训行业标准。编程属于科技类素质教育，当前缺乏统一的课程难度、师资资质、机构准入等标准。监管部门可推动制定行业规范，提高市场门槛，减少“伪编程”“无资质教学”等乱象。公开监管数据与典型案例。通过曝光违法机构名单、发布退费纠纷典型案例等方式形成威慑，提高违法成本。
相关行业与平台应建立自律机制，提高透明度。行业组织可建立教材与课程审查机制，对针对低龄儿童的课程内容进行教育学审查，防止“超纲教学”或以编程名义销售无教育价值的产品。推动透明收费与标准合同文本。参考预付式消费规范，推广透明价格体系和可比性合同条款，减少霸王条款。加强从业人员专业准入与培训，制定师资能力标准，要求教师具备编程基础与儿童心理学相关素养，避免“名校背书但无教龄”的虚假包装。
培训机构应回归教育本质，全面提升合规能力。建议培训机构调整课程匹配逻辑，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科学合理的启蒙课程，而非将编程语法、算法逻辑过早前置。按法律要求明确退费规则，格式条款应公平、透明，不得排除消费者的合同解除权，不得以原价折算课时。避免夸大效果，尊重教育规律，减少“焦虑营销”，回归培养兴趣、拓展认知的本质，而非以升学为导向。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纠纷，避免矛盾激化，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和公共监管成本。
家长要提高识别能力，避免“盲目投入”。家长应理性决策、审慎签订合同、保留证据。关注退费条款、收费方式、课程内容，如遇到模糊表述应要求书面承诺。儿童早期教育规律表明，3—6岁更适宜开展生活化、游戏化的逻辑启蒙，而非抽象的编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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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等问题频现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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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行业规范减少“伪编程”“无资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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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2-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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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航
“孩子五年级学C++跟不上，转Python还是听不懂，想退费却遭拒”“老人带孩子去商场玩，结果被编程机构忽悠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3198元的课程”……近段时间以来，少儿编程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等问题频现，相关投诉屡见不鲜。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少儿编程市场火爆的背后，部分机构制造焦虑、收割财富等多重乱象浮现。编程教育为何会异化为家长“踩坑”不断的重灾区？如何为少儿编程市场划定监管红线？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详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盈科研究院副院长王燕妮。
记者：部分少儿编程机构制造年龄焦虑，将“幼儿园大班学不会编程”定性为“思维能力差”，引导家长为低龄儿童报名课程。从成长教育规律来看，年龄尚小的孩子是否可以学习编程？
王燕妮：从教育规律、心理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视角综合判断，低龄儿童并不适宜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编程学习，过早接触还可能造成心理压力等多方面风险，需要保持审慎态度。
根据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3—6岁儿童处于以形象思维和具体操作为主的发展阶段，对抽象符号、逻辑推理和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尚未形成。而编程活动，无论是Python、C++还是图形化语言，其核心都依赖抽象符号体系（变量、循环、条件判断等）、程序结构与逻辑推理、多步骤的因果链条构建。这些能力通常要在更高年龄段才会稳固建立。现实中，大多数“低龄编程课程”只是停留在图形拖拽或积木拼搭，其价值更多在于兴趣启蒙，而不是养成真正的编程能力。
并且，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幼儿阶段重在启蒙，而非技能化训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双减”政策均强调：学前教育应以游戏化、生活化学习为主；严禁超前、超纲教学；科技教育应以探索体验为主，而非技能型训练。适龄的科技类启蒙内容应包括：分类、排序、模式识别；初步因果关系体验；通过游戏培养基础逻辑，而不是编程语法或算法训练。
记者：多家机构以“助力升学”为宣传点，但教育部明确规定竞赛结果不得作为招生依据。其中存在哪些问题？
王燕妮：用“国字号证书”“白名单赛事助力升学”制造升学预期，涉嫌严重误导，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消费欺诈。一方面，教育部已经通过“双减”及配套政策明确：各类竞赛结果、社会培训机构出具的证书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另一方面，一些机构仍然以“3天拿国字号证书”“白名单赛事获奖可以为升学加码”为核心卖点，诱导家长高价报班。这类宣传要么有意忽略政策前提，要么直接捏造“升学效用”，很容易让家长误以为“只要花钱上课、拿到奖，就能在升学中占据优势”。在法律上，至少构成误导性的虚假宣传；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机构明知政策禁止仍以“升学优势”集中引流，并导致家长作出错误决定，就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欺诈”的构成要件，在个案中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记者：实践中，当家长发现孩子上课效果差，提出退费时，机构常用“按原价折算已上课时”“已上3节课不能退费”等条款拒绝退费。如何有效治理退费难的问题？
周详：校外培训合同是典型的民事行为，家长在签订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合同时，应认真阅读退费条款，如有疑问，可以要求服务提供商对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并明确写进合同条款之中。家长需要了解校外培训的特殊管理政策，不应当一次性储值过高，需要注意培训服务单位和收款单位是否一致等。另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通过一网（官方网站）三端（家长端App、机构端App和管理端App）为校外培训全流程监管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向社会公开展示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支持家长学生在线选课、支付、退费、评价、投诉等需求。鼓励家长通过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并通过相关平台进行注册、选课、消课和退费操作，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如何才能有效规制少儿编程市场存在的各种乱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王燕妮：少儿编程培训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教育服务业态，其问题既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涉及校外培训监管、广告合规、合同规范等多个法律领域。要治理这一领域的乱象，仅靠某一方力量无法奏效，需要监管部门、行业机构、培训主体及家庭形成多层次的综合治理体系。
监管部门应建立约束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管。从法治建设角度看，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的关键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规范市场边界。监管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制度化治理：强化广告与培训内容合规审查，对“保送名校”“3天拿国字号证书”“学编程升学加分”等宣传语，严格按照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审查，及时查处夸大效果、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的营销行为。完善预收费监管机制，推行学费资金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制度，防止机构闭店、资金挪用导致消费者损失。制定非学科类培训行业标准。编程属于科技类素质教育，当前缺乏统一的课程难度、师资资质、机构准入等标准。监管部门可推动制定行业规范，提高市场门槛，减少“伪编程”“无资质教学”等乱象。公开监管数据与典型案例。通过曝光违法机构名单、发布退费纠纷典型案例等方式形成威慑，提高违法成本。
相关行业与平台应建立自律机制，提高透明度。行业组织可建立教材与课程审查机制，对针对低龄儿童的课程内容进行教育学审查，防止“超纲教学”或以编程名义销售无教育价值的产品。推动透明收费与标准合同文本。参考预付式消费规范，推广透明价格体系和可比性合同条款，减少霸王条款。加强从业人员专业准入与培训，制定师资能力标准，要求教师具备编程基础与儿童心理学相关素养，避免“名校背书但无教龄”的虚假包装。
培训机构应回归教育本质，全面提升合规能力。建议培训机构调整课程匹配逻辑，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科学合理的启蒙课程，而非将编程语法、算法逻辑过早前置。按法律要求明确退费规则，格式条款应公平、透明，不得排除消费者的合同解除权，不得以原价折算课时。避免夸大效果，尊重教育规律，减少“焦虑营销”，回归培养兴趣、拓展认知的本质，而非以升学为导向。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纠纷，避免矛盾激化，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和公共监管成本。
家长要提高识别能力，避免“盲目投入”。家长应理性决策、审慎签订合同、保留证据。关注退费条款、收费方式、课程内容，如遇到模糊表述应要求书面承诺。儿童早期教育规律表明，3—6岁更适宜开展生活化、游戏化的逻辑启蒙，而非抽象的编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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