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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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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民
中国古代实行专制统治，君主掌握着国家的各项大权。官吏是君主与百姓的中介，君主通过官吏去治理百姓。从这种意义上讲，官吏就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果，难怪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唐朝是中国封建时期的鼎盛朝代，治吏之术已经十分成熟。《唐律》是唐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对唐朝的一些重要问题都作了明文规定，其中包括官吏言论犯罪。这一规定对管控唐朝官吏的言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当时吏治较为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中，既包含口头言论犯罪，也包括书面言论犯罪。《唐律》对官吏言论的用语有：“漏泄”“口误”“奏事”“上书”“言上”“指斥”“妄述”“讽喻”“上表”“下言”“妄言”“弹事”“报上”“实对”等。官吏因为这些言论而构成犯罪行为的，都要受到《唐律》的处罚。
《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即侵犯皇权、国家安全、官文书管理、封建官绩、农民的经济权、人身权的犯罪。在这六大类言论犯罪中，《唐律》用刑最重的是侵犯皇权的言论犯罪，最高刑为斩、绞刑。除此以外，《唐律》对侵犯国家安全的官吏言论犯罪也用刑很重，最高刑为绞刑。《职制律》的“漏泄大事”条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从这一用刑中也可得知，《唐律》对皇权与国家安全的保护力度最大，特别是对皇权的保护。
其次，《唐律》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得到了实施。《唐律》对官吏言论犯罪作出规定，是为了实施这些规定，从而达到肃正吏治的目的。这一规定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还有案例流传至今。这里以违反“漏泄大事”“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诈为制书及增减”条规定的官吏受到的处罚为例。
第一，有的官吏因违反了“漏泄大事”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新唐书》记载，贞观十四年，淮阳王李道明在奉命护送弘化公主和亲吐谷浑途中，因漏泄了弘化公主并非唐太宗亲生女儿的机密，而受到了惩处。即李道明“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结果他被“夺王，终郓州刺史”。无独有偶。到了开元十年，又发生了一起官吏因违反“漏泄大事”条规定而受处罚的案件。据《旧唐书》记载，秘书监姜皎因坐“漏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奏”，因其“亏静慎之道，假说休咎，妄谈宫掖，据其作孽，合处极刑”，可“念兹旧勋，免此殊死。宜决一顿，配流钦州”。姜皎也因违反了“漏泄大事”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
第二，有的官吏因违反了“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据《旧唐书》记载，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刘祎之得罪了武则天，后以违反了“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而受到惩罚。“（刘）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密奏其言，（武）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到了垂拱三年，有人控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刘祎之被罚而赐死的依据就是《唐律》“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
第三，有的官吏因违反了“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据《新唐书》记载，王弘义是冀州衡水人，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以飞变擢游击将军，再迁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竞惨刻”。延载时，因违反《唐律》中“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而被侍御史胡元礼处以杖杀之刑。“延载初，（来）俊臣贬，（王）弘义亦流琼州。自矫诏追还，事觉，会侍御史胡元礼使岭南，次襄州，按之，弘义归穷曰：‘与公气类，持我何急？’元礼怒曰：‘吾尉洛阳，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气类为？’杖杀之。”王弘义被杖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矫诏”，明显违反了“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
对这些官吏的惩处，一方面证明《唐律》关于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得到实施，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规定能起到治吏的作用，有利于当时肃正吏治。
最后，《唐律》官吏言论犯罪规定体现的基本精神是重视治吏。《唐律》把官吏作为言论犯罪的主体，对其言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涉及官吏言论中的方方面面。说明唐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唐律》来管控官吏言论，推行治吏。
重视治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唐朝以前已有重视治吏的思想与相关法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认识到治吏的重要性，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主张，同时还认识到依法治吏是一种有效手段。此后，治吏的思想不断被传承。在治吏思想的指导下，治吏的相关法律也被颁行。在秦的语书中，已有关于良吏、恶吏的区分，并明示要处罚恶吏。汉朝以后，还专门对官吏的各种言论犯罪作了规定，治吏在唐朝以前就已形成了传统。
（文章节选自王立民的《法苑内外》，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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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重视治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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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5-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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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民
中国古代实行专制统治，君主掌握着国家的各项大权。官吏是君主与百姓的中介，君主通过官吏去治理百姓。从这种意义上讲，官吏就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果，难怪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唐朝是中国封建时期的鼎盛朝代，治吏之术已经十分成熟。《唐律》是唐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对唐朝的一些重要问题都作了明文规定，其中包括官吏言论犯罪。这一规定对管控唐朝官吏的言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当时吏治较为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中，既包含口头言论犯罪，也包括书面言论犯罪。《唐律》对官吏言论的用语有：“漏泄”“口误”“奏事”“上书”“言上”“指斥”“妄述”“讽喻”“上表”“下言”“妄言”“弹事”“报上”“实对”等。官吏因为这些言论而构成犯罪行为的，都要受到《唐律》的处罚。
《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即侵犯皇权、国家安全、官文书管理、封建官绩、农民的经济权、人身权的犯罪。在这六大类言论犯罪中，《唐律》用刑最重的是侵犯皇权的言论犯罪，最高刑为斩、绞刑。除此以外，《唐律》对侵犯国家安全的官吏言论犯罪也用刑很重，最高刑为绞刑。《职制律》的“漏泄大事”条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从这一用刑中也可得知，《唐律》对皇权与国家安全的保护力度最大，特别是对皇权的保护。
其次，《唐律》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得到了实施。《唐律》对官吏言论犯罪作出规定，是为了实施这些规定，从而达到肃正吏治的目的。这一规定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还有案例流传至今。这里以违反“漏泄大事”“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诈为制书及增减”条规定的官吏受到的处罚为例。
第一，有的官吏因违反了“漏泄大事”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新唐书》记载，贞观十四年，淮阳王李道明在奉命护送弘化公主和亲吐谷浑途中，因漏泄了弘化公主并非唐太宗亲生女儿的机密，而受到了惩处。即李道明“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结果他被“夺王，终郓州刺史”。无独有偶。到了开元十年，又发生了一起官吏因违反“漏泄大事”条规定而受处罚的案件。据《旧唐书》记载，秘书监姜皎因坐“漏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奏”，因其“亏静慎之道，假说休咎，妄谈宫掖，据其作孽，合处极刑”，可“念兹旧勋，免此殊死。宜决一顿，配流钦州”。姜皎也因违反了“漏泄大事”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
第二，有的官吏因违反了“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据《旧唐书》记载，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刘祎之得罪了武则天，后以违反了“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而受到惩罚。“（刘）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密奏其言，（武）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到了垂拱三年，有人控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刘祎之被罚而赐死的依据就是《唐律》“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条的规定。
第三，有的官吏因违反了“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而受到了惩处。据《新唐书》记载，王弘义是冀州衡水人，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以飞变擢游击将军，再迁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竞惨刻”。延载时，因违反《唐律》中“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而被侍御史胡元礼处以杖杀之刑。“延载初，（来）俊臣贬，（王）弘义亦流琼州。自矫诏追还，事觉，会侍御史胡元礼使岭南，次襄州，按之，弘义归穷曰：‘与公气类，持我何急？’元礼怒曰：‘吾尉洛阳，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气类为？’杖杀之。”王弘义被杖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矫诏”，明显违反了“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的规定。
对这些官吏的惩处，一方面证明《唐律》关于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得到实施，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规定能起到治吏的作用，有利于当时肃正吏治。
最后，《唐律》官吏言论犯罪规定体现的基本精神是重视治吏。《唐律》把官吏作为言论犯罪的主体，对其言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涉及官吏言论中的方方面面。说明唐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唐律》来管控官吏言论，推行治吏。
重视治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唐朝以前已有重视治吏的思想与相关法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认识到治吏的重要性，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主张，同时还认识到依法治吏是一种有效手段。此后，治吏的思想不断被传承。在治吏思想的指导下，治吏的相关法律也被颁行。在秦的语书中，已有关于良吏、恶吏的区分，并明示要处罚恶吏。汉朝以后，还专门对官吏的各种言论犯罪作了规定，治吏在唐朝以前就已形成了传统。
（文章节选自王立民的《法苑内外》，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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