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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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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蒋兰芬
临近正午，浙江湖州“童装小镇”织里终于“醒”了过来——沿街2000余家童装店铺次第开张，上千个直播间同步开启“云卖货”模式。
直播经济繁荣的背后也伴随着矛盾纠纷的增多。“我们找的那家加工厂衣服做错了，还不肯赔偿，帮忙评评理。”“警官，楼下店铺高音喇叭打扰到我们休息，实在太吵啦！”……在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来求助的商家络绎不绝。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这个日均处置30余起矛盾纠纷的基层治理枢纽，正以“机制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编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网络。
民警个个都是调解能手
“2016年刚来所里时，没想到会一个人当三个人用，警力与治理需求严重失衡。”织南派出所副所长吴海龙说，当时童装产业爆发式增长，海量的人口、众多的企业、繁复的市场交易，导致各类矛盾纠纷频发。每天，所里接到的警情中，矛盾纠纷占据一半。
“我们所里的民警，都练成了‘和事佬’。”吴海龙笑着打趣。但正是因为治理资源和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突出，民警才不得不在处理警情的过程中，练就一身调解“好本事”。
吴海龙说，比如发生劳资纠纷，大家往往都会报警处理，再由公安部门移送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了的还要上交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这一处理过程十分繁琐，效率也很低。
为了解决矛盾纠纷越积越多这一“老大难”问题，2018年，织南派出所设立调解中心，构建公安、司法、劳动等部门联席机制，共同调解矛盾。“当时，都是义务来帮忙，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吴海龙说。
2022年，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同年其分中心在织南派出所挂牌运行，这标志着织南辖区基层治理协同共治新模式全面启动。这一创新机制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实践范例。
民生服务队24小时不停歇
走进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迎面就能看到墙上的“1+5+N”标识。
吴海龙说，“1”指的是1个载体，即在党政统领下，公安牵头，镇劳动保障、行政执法、综治信访等部门参与，民生服务队24小时靠前处置的分中心。“5”指的就是警律联调、平安大姐、童装商会、行业协会、爱心妈妈五支专业团队实体入驻。“N”指的是平安公益联盟等N支社会力量，他们按需进驻，协助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市场发生一起劳资纠纷，需要去现场处理。”采访时，分中心接到一起矛盾纠纷，立即指派民生服务队赶赴现场。
不到5分钟，一辆车身印着“民生服务热线3212345”的民生综合服务车到达现场。王先生情绪激动，几度喊破嗓子。原来，王先生是某童装加工企业员工，入职三年被辞退后，因工资和补偿问题与企业负责人发生矛盾纠纷，他多次上门讨要未果，双方僵持不下。
眼见矛盾无法现场处理，民生服务队队员将信息推送回分中心提级处置。
此时，民生服务队处置的现场，早已实时传回分中心。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这起案件正沿着预设流程流转：现场处置未果—专业调解。当民生服务队带着王先生回到分中心时，中心已经统筹协调好一名律师和一名平安大姐，开展联合调解。
矛盾纠纷实行闭环管理
“为了妥善调解矛盾纠纷，我们构建起前端、中端、后端处置流程。”织南派出所副所长梅文杰说，前端就是24小时运行的民生服务队，现场处理矛盾纠纷；一旦处置不了，就推送回中端的分中心，由专业团队接手，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的再优化；后端，则是将未处理闭环的矛盾纠纷，融入镇“综合网格”改革体系和跟踪管理稳控体系，实现跟踪闭环。
“每个案件都有数字档案。”梅文杰调出一起3天前的租赁纠纷处置记录，系统清晰显示调解过程、法律依据及后续跟踪情况。
“2月份，房东报警，说租客房租到期不肯搬，我们到现场后，租客表示自己刚装修完店铺，房东就不肯续租，要赔偿损失，双方僵持不下。”梅文杰说，在这起案子中，民警、社区干部、律师、平安大姐等多方力量都介入了，调解了三四次，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租客在一周内搬走。“对于这起矛盾纠纷，我们会纳入持续关注范围。一周后，我们和社区都会再次回访，确保租客搬走，实时掌握情况。”
梅文杰介绍，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所有未闭环事项自动从轻到重分为绿色、黄色、红色预警，确保矛盾不升级、不反弹。
据了解，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成立以来，非警务事项当日受理率保持100%，2023年至今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1万余起，现场化解率上升至67.36%，矛盾化解率达95.2%，反流率降低至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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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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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装之都”织起基层治理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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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5-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地方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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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蒋兰芬
临近正午，浙江湖州“童装小镇”织里终于“醒”了过来——沿街2000余家童装店铺次第开张，上千个直播间同步开启“云卖货”模式。
直播经济繁荣的背后也伴随着矛盾纠纷的增多。“我们找的那家加工厂衣服做错了，还不肯赔偿，帮忙评评理。”“警官，楼下店铺高音喇叭打扰到我们休息，实在太吵啦！”……在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来求助的商家络绎不绝。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这个日均处置30余起矛盾纠纷的基层治理枢纽，正以“机制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编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网络。
民警个个都是调解能手
“2016年刚来所里时，没想到会一个人当三个人用，警力与治理需求严重失衡。”织南派出所副所长吴海龙说，当时童装产业爆发式增长，海量的人口、众多的企业、繁复的市场交易，导致各类矛盾纠纷频发。每天，所里接到的警情中，矛盾纠纷占据一半。
“我们所里的民警，都练成了‘和事佬’。”吴海龙笑着打趣。但正是因为治理资源和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突出，民警才不得不在处理警情的过程中，练就一身调解“好本事”。
吴海龙说，比如发生劳资纠纷，大家往往都会报警处理，再由公安部门移送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了的还要上交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这一处理过程十分繁琐，效率也很低。
为了解决矛盾纠纷越积越多这一“老大难”问题，2018年，织南派出所设立调解中心，构建公安、司法、劳动等部门联席机制，共同调解矛盾。“当时，都是义务来帮忙，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吴海龙说。
2022年，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同年其分中心在织南派出所挂牌运行，这标志着织南辖区基层治理协同共治新模式全面启动。这一创新机制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实践范例。
民生服务队24小时不停歇
走进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迎面就能看到墙上的“1+5+N”标识。
吴海龙说，“1”指的是1个载体，即在党政统领下，公安牵头，镇劳动保障、行政执法、综治信访等部门参与，民生服务队24小时靠前处置的分中心。“5”指的就是警律联调、平安大姐、童装商会、行业协会、爱心妈妈五支专业团队实体入驻。“N”指的是平安公益联盟等N支社会力量，他们按需进驻，协助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市场发生一起劳资纠纷，需要去现场处理。”采访时，分中心接到一起矛盾纠纷，立即指派民生服务队赶赴现场。
不到5分钟，一辆车身印着“民生服务热线3212345”的民生综合服务车到达现场。王先生情绪激动，几度喊破嗓子。原来，王先生是某童装加工企业员工，入职三年被辞退后，因工资和补偿问题与企业负责人发生矛盾纠纷，他多次上门讨要未果，双方僵持不下。
眼见矛盾无法现场处理，民生服务队队员将信息推送回分中心提级处置。
此时，民生服务队处置的现场，早已实时传回分中心。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这起案件正沿着预设流程流转：现场处置未果—专业调解。当民生服务队带着王先生回到分中心时，中心已经统筹协调好一名律师和一名平安大姐，开展联合调解。
矛盾纠纷实行闭环管理
“为了妥善调解矛盾纠纷，我们构建起前端、中端、后端处置流程。”织南派出所副所长梅文杰说，前端就是24小时运行的民生服务队，现场处理矛盾纠纷；一旦处置不了，就推送回中端的分中心，由专业团队接手，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的再优化；后端，则是将未处理闭环的矛盾纠纷，融入镇“综合网格”改革体系和跟踪管理稳控体系，实现跟踪闭环。
“每个案件都有数字档案。”梅文杰调出一起3天前的租赁纠纷处置记录，系统清晰显示调解过程、法律依据及后续跟踪情况。
“2月份，房东报警，说租客房租到期不肯搬，我们到现场后，租客表示自己刚装修完店铺，房东就不肯续租，要赔偿损失，双方僵持不下。”梅文杰说，在这起案子中，民警、社区干部、律师、平安大姐等多方力量都介入了，调解了三四次，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租客在一周内搬走。“对于这起矛盾纠纷，我们会纳入持续关注范围。一周后，我们和社区都会再次回访，确保租客搬走，实时掌握情况。”
梅文杰介绍，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所有未闭环事项自动从轻到重分为绿色、黄色、红色预警，确保矛盾不升级、不反弹。
据了解，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成立以来，非警务事项当日受理率保持100%，2023年至今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1万余起，现场化解率上升至67.36%，矛盾化解率达95.2%，反流率降低至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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