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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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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中华法制文明4000多年的历史从未中断，其统一性、完整性达到了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秦汉正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奠基期，这在司法上有鲜明体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了汉文帝时淮南厉王刘长谋反案。案件由丞相、典客、行御史大夫、廷尉、中尉等诸多官员会审，类似今天的“合议庭”。他们审理认为，刘长“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僭用天子仪仗，还与罪人、反贼勾结，应判处死刑。但是，文帝“不忍致法于王”，让官员们会同列侯和二千石官重新议定刘长的罪行。新的“合议庭”认为刘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破坏了法制统一，仍主张将其处死。文帝再次重申“不忍致法于王”，明确要求赦免刘长死罪，仅废去其王位。面对文帝的旨意，“合议庭”建议将刘长放逐到蜀郡，这次文帝终于同意。后来，刘长在押解途中绝食自杀。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中央集权与诸侯坐大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相当突出。汉廷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实力，至西汉中期，封国制已名存实亡。司法是实现法令一统、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依法审理刘长谋反案就是一例。
第一，集中统一行使最高司法权。秦始皇“法令一统”后，“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拥有最高司法权，廷尉只是他的办事机构而已。汉初统治者既承秦制，又力矫秦法之弊，重建法制秩序，皇帝拥有司法最终裁判权、临机处置权和赦免权，并可亲自审理案件，而中央司法机构一定程度上也可独立行使职权。在刘长案审理中，第二次组建的“合议庭”明知文帝有意赦免刘长，仍坚持判其死刑。司法机构得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使最高司法权获得了审慎行使、方便纠偏的制度理性。这一点，在张释之审理县人犯跸案和玉环被盗案中也有体现。
第二，朝议大案要案。汉代凡危害中央集权之类大案要案，常由三公等众多高级官员在朝堂上议罪，形成意见后报皇帝定夺。在参与审理大要案时，丞相、廷尉、御史大夫等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刘长案经过了反复朝议，这既体现了“慎刑”的人本精神，又有利于兼听独断，保障了“法令一统”的实质效能。而基于这一逻辑，唐朝有三司推事和死刑覆奏，宋朝有鞫谳分司、翻异别勘，明清有朝审、会审等制度，皆有可称。
第三，合理确定司法管辖权限。汉代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司法管辖权限之间，作了精密划分。诸侯国的普通案件由诸侯国管辖，涉及诸侯国高官显贵的案件则由中央管辖。刘长案的基本事实就主要发生在他的封国，但刘长身份特殊，所以要由朝廷对他进行审判。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管辖权限划分并非绝对，地方疑案可以层层上报到廷尉，直至奏明皇帝。秦汉时期的乡里基层组织也有一定的司法管辖权，并负责调解轻微刑事案件和矛盾纠纷，以适应国家幅员辽阔、风俗各异的基层治理现实需要。司法管辖权限的合理划分，使“法令一统”建立在中央执要、地方分掌、上下连通、轻重分流的基础上，更具韧性和活力。
据上可知，为了更好地实现“法令一统”，汉代司法制度在相承秦的基础上，朝着文明和理性的方向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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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一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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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0-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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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中华法制文明4000多年的历史从未中断，其统一性、完整性达到了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秦汉正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奠基期，这在司法上有鲜明体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了汉文帝时淮南厉王刘长谋反案。案件由丞相、典客、行御史大夫、廷尉、中尉等诸多官员会审，类似今天的“合议庭”。他们审理认为，刘长“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僭用天子仪仗，还与罪人、反贼勾结，应判处死刑。但是，文帝“不忍致法于王”，让官员们会同列侯和二千石官重新议定刘长的罪行。新的“合议庭”认为刘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破坏了法制统一，仍主张将其处死。文帝再次重申“不忍致法于王”，明确要求赦免刘长死罪，仅废去其王位。面对文帝的旨意，“合议庭”建议将刘长放逐到蜀郡，这次文帝终于同意。后来，刘长在押解途中绝食自杀。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中央集权与诸侯坐大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相当突出。汉廷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实力，至西汉中期，封国制已名存实亡。司法是实现法令一统、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依法审理刘长谋反案就是一例。
第一，集中统一行使最高司法权。秦始皇“法令一统”后，“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拥有最高司法权，廷尉只是他的办事机构而已。汉初统治者既承秦制，又力矫秦法之弊，重建法制秩序，皇帝拥有司法最终裁判权、临机处置权和赦免权，并可亲自审理案件，而中央司法机构一定程度上也可独立行使职权。在刘长案审理中，第二次组建的“合议庭”明知文帝有意赦免刘长，仍坚持判其死刑。司法机构得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使最高司法权获得了审慎行使、方便纠偏的制度理性。这一点，在张释之审理县人犯跸案和玉环被盗案中也有体现。
第二，朝议大案要案。汉代凡危害中央集权之类大案要案，常由三公等众多高级官员在朝堂上议罪，形成意见后报皇帝定夺。在参与审理大要案时，丞相、廷尉、御史大夫等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刘长案经过了反复朝议，这既体现了“慎刑”的人本精神，又有利于兼听独断，保障了“法令一统”的实质效能。而基于这一逻辑，唐朝有三司推事和死刑覆奏，宋朝有鞫谳分司、翻异别勘，明清有朝审、会审等制度，皆有可称。
第三，合理确定司法管辖权限。汉代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司法管辖权限之间，作了精密划分。诸侯国的普通案件由诸侯国管辖，涉及诸侯国高官显贵的案件则由中央管辖。刘长案的基本事实就主要发生在他的封国，但刘长身份特殊，所以要由朝廷对他进行审判。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管辖权限划分并非绝对，地方疑案可以层层上报到廷尉，直至奏明皇帝。秦汉时期的乡里基层组织也有一定的司法管辖权，并负责调解轻微刑事案件和矛盾纠纷，以适应国家幅员辽阔、风俗各异的基层治理现实需要。司法管辖权限的合理划分，使“法令一统”建立在中央执要、地方分掌、上下连通、轻重分流的基础上，更具韧性和活力。
据上可知，为了更好地实现“法令一统”，汉代司法制度在相承秦的基础上，朝着文明和理性的方向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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