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社会
|
|
□ 郑文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战略支撑。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是推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发展的关键。教育体系改革与超大城市治理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式现代化愈发重要。自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以来，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和实践。然而，超大城市治理面临更多挑战。超大城市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其内部结构复杂，治理路径和风险不确定。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公众对公共需求的关注，要求超大城市治理更加灵活和智能。因此，为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必须紧扣治理需求，探讨教育体系改革与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联系，积极寻求教育改革对超大城市治理的积极影响，实现学校教育的“治理化”和城市治理的“智慧化”。
超大城市治理中教育的重要功能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素。
教育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城市规划设计和专业治理中，人才是核心力量。因此，各地纷纷开展“抢人”行动。但从根本上讲，培养人才比争抢人才更为重要。超大城市治理应以教育为抓手，培养适合城市治理的人才，打造人才高地，激发人才活力，提升治理水平。其次，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智慧支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新增长点，超大城市治理的“数智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完善的教育体系能为构建“城市智能大脑”和“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提供丰富的智慧成果，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再次，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积极的人文环境。高素质市民的共同参与对有效治理至关重要，涉及交通规则的遵守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市民整体素质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还影响招商引资和法治环境的评估。因此，超大城市在治理过程中重视通过教育改善人文环境，以营造积极的人文氛围，增强治理效果，拓展发展空间。
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教育改革需求
虽然超大城市和普通城市已经认识到教育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采取措施激发其正向效应，但现实中，现有教育体系与超大城市治理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存在不适应之处。
首先，当前教育理念难以满足超大城市治理的需求。教育应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这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目标和路径。然而，一些主体仍错误地将教育和治理分离，未充分认识二者的关联性，导致教育与治理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无法为城市治理提供足够的智慧支持。其次，当前的教育结构难以激发超大城市的治理动力。由于治理结构复杂，教育体系也应相应调整。然而，目前重视基础教育而轻视应用型教育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针对超大城市治理特征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也未有效构建；市民教育机制未获得应有重视。这些问题不仅难以提升市民在治理中的实际能力，还容易导致市民对参与治理的冷淡和忽视。再次，当前的教育资源难以完全彰显超大城市的治理效能。实践中，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重点与城市治理需求不匹配、线上线下教育渠道未充分利用、不同年龄段的教育覆盖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如果用于超大城市治理的教育资源未能系统整合，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分布不均将导致市民在参与城市治理中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进而难以将这些教育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效能。
超大城市治理中教育改革的方向
教育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面对当前教育体系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不足，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优化，以更好地推动和促进超大城市治理。
首先，更新教育理念，满足超大城市治理需求。超大城市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因此教育改革应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教育应注重与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关联，提升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综合素质，实现教育目标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其次，优化教育结构，激发超大城市治理动力。要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升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同时，通过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学生教育与成人教育、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老年人的治理素养和能力，形成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基本教育格局。再次，均衡教育资源，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率。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均衡不同地区和阶段的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的全面覆盖。例如，增加对教育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改善其基础教育环境；推进城乡教育协同与交流，缩小资源差距；开辟优质课程的线上渠道，实现远程共享。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本土人才培养，为超大城市的治理和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数字法治政府研究院研究员）
|
|
|
| 深化教育改革与超大城市治理双向助力
|
|
|
|
|
|
| （ 2024-09-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社会 |
|
|
□ 郑文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战略支撑。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是推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发展的关键。教育体系改革与超大城市治理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式现代化愈发重要。自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以来，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和实践。然而，超大城市治理面临更多挑战。超大城市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其内部结构复杂，治理路径和风险不确定。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公众对公共需求的关注，要求超大城市治理更加灵活和智能。因此，为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必须紧扣治理需求，探讨教育体系改革与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联系，积极寻求教育改革对超大城市治理的积极影响，实现学校教育的“治理化”和城市治理的“智慧化”。
超大城市治理中教育的重要功能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素。
教育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城市规划设计和专业治理中，人才是核心力量。因此，各地纷纷开展“抢人”行动。但从根本上讲，培养人才比争抢人才更为重要。超大城市治理应以教育为抓手，培养适合城市治理的人才，打造人才高地，激发人才活力，提升治理水平。其次，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智慧支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新增长点，超大城市治理的“数智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完善的教育体系能为构建“城市智能大脑”和“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提供丰富的智慧成果，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再次，教育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积极的人文环境。高素质市民的共同参与对有效治理至关重要，涉及交通规则的遵守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市民整体素质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还影响招商引资和法治环境的评估。因此，超大城市在治理过程中重视通过教育改善人文环境，以营造积极的人文氛围，增强治理效果，拓展发展空间。
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教育改革需求
虽然超大城市和普通城市已经认识到教育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采取措施激发其正向效应，但现实中，现有教育体系与超大城市治理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存在不适应之处。
首先，当前教育理念难以满足超大城市治理的需求。教育应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这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目标和路径。然而，一些主体仍错误地将教育和治理分离，未充分认识二者的关联性，导致教育与治理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无法为城市治理提供足够的智慧支持。其次，当前的教育结构难以激发超大城市的治理动力。由于治理结构复杂，教育体系也应相应调整。然而，目前重视基础教育而轻视应用型教育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针对超大城市治理特征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也未有效构建；市民教育机制未获得应有重视。这些问题不仅难以提升市民在治理中的实际能力，还容易导致市民对参与治理的冷淡和忽视。再次，当前的教育资源难以完全彰显超大城市的治理效能。实践中，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重点与城市治理需求不匹配、线上线下教育渠道未充分利用、不同年龄段的教育覆盖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如果用于超大城市治理的教育资源未能系统整合，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分布不均将导致市民在参与城市治理中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进而难以将这些教育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效能。
超大城市治理中教育改革的方向
教育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面对当前教育体系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不足，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优化，以更好地推动和促进超大城市治理。
首先，更新教育理念，满足超大城市治理需求。超大城市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因此教育改革应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教育应注重与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关联，提升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综合素质，实现教育目标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其次，优化教育结构，激发超大城市治理动力。要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升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同时，通过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学生教育与成人教育、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老年人的治理素养和能力，形成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基本教育格局。再次，均衡教育资源，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率。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均衡不同地区和阶段的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的全面覆盖。例如，增加对教育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改善其基础教育环境；推进城乡教育协同与交流，缩小资源差距；开辟优质课程的线上渠道，实现远程共享。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本土人才培养，为超大城市的治理和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数字法治政府研究院研究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