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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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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参加北宋礼部进士策论考试一战成名，主考官欧阳修大加赞赏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次考试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出自《尚书·大禹谟》。《大禹谟》为舜帝、大禹、皋陶、伯益谋划国事的对答，堪称我国最早的政务会议记录。其中，舜帝在与大禹讨论了政治哲学和德治之后，又与皋陶对刑事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舜帝讲：皋陶啊，你担任大法官，能够彰明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以辅助五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希望能帮助我治理政事。使用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使用刑罚，百姓的行为都能合乎正道。这是你的功劳，努力吧！接着，皋陶说：舜帝啊！您品德高尚，没有过错，用简约的办法统领臣下，用宽缓的法度治理天下。惩罚时不株连其子孙，赏赐时则延及其后代。过失犯错，错虽大，都予以宽容；故意犯罪，罪虽小，也要惩罚。宁可不合常法，也不能枉杀无罪之人。您珍爱生命的美德，合于民意，深得民心，百姓也就不会违犯法度了。
《大禹谟》如此早、如此多、如此深刻、如此富有远见地提出这些刑事政策，在世界各国古代政治法律文献中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影响深远：
明刑弼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强调的是“刑”辅助“教”，而不是“教”辅助“刑”，就是通过刑罚的儆戒作用来助力道德的教化作用。南宋朱熹对此作了新的阐述，“刑”上升到与“教”同等地位，不拘泥于“先教后刑”。明朝在此基础上把“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国”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刑期无刑。“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强调国家实行刑罚是为了减少和预防犯罪，进而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后来，孔子提出了“无讼”理念。无刑无讼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仓廪实而囹圄空”是太平盛世的显著标志。“成康之治”是“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贞观之治”则是“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反对株连。“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我国上古圣贤清醒地意识到，刑罚只应惩罚有罪之人，不能株连他人，并在量刑上区别过失和故意。事实上，刑罚的真正威慑力主要不是来源于株连等刑罚的残酷性，而是来自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必定性、精准性和及时性，“中罚”的效果持久且得人心。
罪疑从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话穿越千年，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我国古代把疑罪从轻、疑罪从赦（即赎免）、疑罪从去（即不予追究）看作德治仁政对司法的要求。周代已确立了“疑罪从赦”制度，汉代已确立了“疑罪从轻”甚至“从去”制度。“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认为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所谓“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大道至简。《大禹谟》还提出了一个统领刑事政策的总原则，就是“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皋陶认为这些刑事原则和政策都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体现，而舜帝则用“从欲以治，四方风动”作了总结，即依从人民的愿望去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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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皋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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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7-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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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参加北宋礼部进士策论考试一战成名，主考官欧阳修大加赞赏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次考试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出自《尚书·大禹谟》。《大禹谟》为舜帝、大禹、皋陶、伯益谋划国事的对答，堪称我国最早的政务会议记录。其中，舜帝在与大禹讨论了政治哲学和德治之后，又与皋陶对刑事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舜帝讲：皋陶啊，你担任大法官，能够彰明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以辅助五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希望能帮助我治理政事。使用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使用刑罚，百姓的行为都能合乎正道。这是你的功劳，努力吧！接着，皋陶说：舜帝啊！您品德高尚，没有过错，用简约的办法统领臣下，用宽缓的法度治理天下。惩罚时不株连其子孙，赏赐时则延及其后代。过失犯错，错虽大，都予以宽容；故意犯罪，罪虽小，也要惩罚。宁可不合常法，也不能枉杀无罪之人。您珍爱生命的美德，合于民意，深得民心，百姓也就不会违犯法度了。
《大禹谟》如此早、如此多、如此深刻、如此富有远见地提出这些刑事政策，在世界各国古代政治法律文献中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影响深远：
明刑弼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强调的是“刑”辅助“教”，而不是“教”辅助“刑”，就是通过刑罚的儆戒作用来助力道德的教化作用。南宋朱熹对此作了新的阐述，“刑”上升到与“教”同等地位，不拘泥于“先教后刑”。明朝在此基础上把“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国”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刑期无刑。“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强调国家实行刑罚是为了减少和预防犯罪，进而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后来，孔子提出了“无讼”理念。无刑无讼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仓廪实而囹圄空”是太平盛世的显著标志。“成康之治”是“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贞观之治”则是“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反对株连。“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我国上古圣贤清醒地意识到，刑罚只应惩罚有罪之人，不能株连他人，并在量刑上区别过失和故意。事实上，刑罚的真正威慑力主要不是来源于株连等刑罚的残酷性，而是来自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必定性、精准性和及时性，“中罚”的效果持久且得人心。
罪疑从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话穿越千年，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我国古代把疑罪从轻、疑罪从赦（即赎免）、疑罪从去（即不予追究）看作德治仁政对司法的要求。周代已确立了“疑罪从赦”制度，汉代已确立了“疑罪从轻”甚至“从去”制度。“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认为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所谓“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大道至简。《大禹谟》还提出了一个统领刑事政策的总原则，就是“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皋陶认为这些刑事原则和政策都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体现，而舜帝则用“从欲以治，四方风动”作了总结，即依从人民的愿望去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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