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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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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 攸
苏杭中央，梧桐之乡，浙江桐乡不仅因世界互联网大会光芒耀眼中外，还因“三治融合”经验而广受关注。
2013年，桐乡市首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经验，逐渐被全省、全国推广，最后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今年是“三治融合”经验诞生十周年，它给发源地桐乡带来了什么？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实现平安建设十八连冠，荣获全国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县、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等殊荣。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两大新奇迹，使桐乡成为长三角投资热土、创业福地。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行动自觉。
桐乡市委书记于会游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近十年来，桐乡坚持以自治内消矛盾，以法治化解纷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三治融合”不是简单地三者相加，而是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最终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也为谱写“中国之治”浙江新篇章提供了鲜活的桐乡样本。
三治协同
让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更牢
下桐乡高铁站，五分钟车程便到桐乡经济开发区越丰村。
一湾碧水，绿树成荫，赭石色调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桐乡市的三治融合馆就坐落在这宁静和谐的乡居图中。
十年前，高铁等建设需要征地，时间短，任务紧，村民却你一言我一语，意见不一。
为解决难题，村委会召集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一同商讨解决办法，经过几番民主协商，原来看似针尖对麦芒的矛盾，在一村民“160平盖3层，120平盖4层”的提议下，找到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从此后，“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成为越丰村新风尚。
从越丰村起步，“三治融合”也成了桐乡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越丰村委会副主任张飞扬告诉记者这么一个故事：一村民向另一户村民买房没及时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临到拆迁时，房屋价值已从原来的三万元升值为上百万元，两家便产生了纠纷。
“图省事，打官司当然最简单。但一场官司三代仇，无论输赢，这两家的冤仇就算结下了。”张飞扬告诉记者，为把这事处理好，他请村里的道德评判团成员上门说道理，请法律服务团成员上门说法理，经过十余次调解，双方均同意各退一步，纠纷终于得以成功调解。
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国清说，无论是征地迁房还是买卖房屋、兴建新房，近年来，在处理此类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桐乡市所创新的“一约两会三团”等载体，均释放出乘数效应，有效解决了矛盾，让基层社会治理根基越来越牢。
多元共治
让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更强
白墙黛瓦，流水人家，步入水乡乌镇，在如画的风景中一眼就可看到那抹亮丽的“乌镇管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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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红马甲，“乌镇管家”石建英精神抖擞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她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当好管家，要脚勤手快，发现什么情况，能一键上报信息。”
“乌镇管家”是随世界互联网大会而涌现的基层自治新队伍，目前有成员3724人，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横港村的智能垃圾分类站引人关注。村民每次投放垃圾，微嘉园电子积分卡都会一一记录在案，赏罚分明，分得好的，奖励；分得不好的，“乌镇管家”是要上门提醒“敲打”几下的。
“乌镇管家”参与社会治理，令许多琐事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大屏幕上，记者看到了“他把我的热水瓶摔坏了”“离婚后，来看小孩我前夫不让”之类的生活琐事报警。
葛家伟介绍，自从有了“民声一键办”，不需警察出面，此类琐事通过智治平台流转，很快会由专业力量精准予以解决。
26岁的葛家伟是乌镇“民声一键办”第二分队队员，记者采访他时，他刚好接到了一起关于民宿订房退房的纠纷，他与同事倪凯琪赶到现场，用方言与民宿老板沟通了10来分钟，事情便得到妥善解决。
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黄伟明介绍，在桐乡，像“乌镇管家”这样的社会治理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还有许多，如“崇福阿嫂”“杨家门红管家”“老顾反诈骑行队”“蓝天救援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社会治理，全市出现了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喜人新局面。
创新形式
让基层社会治理抓手更多
“三治融合”在专业市场同样大有作为。
濮院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
站在濮院时尚中心27楼放眼望去，远处的老市场，蓝色棚顶的物流中心，近处高楼里的新市场，羊毛衫市场变迁历程尽收眼底。
镇经济发展办主任彭振向记者介绍，濮院羊毛衫市场有13000户经营户，全靠“三治融合”，把经营户的人心凝聚起来，市场才实现了由粗放被动管理到精细主动服务。
彭振介绍，濮院镇将市场划分为20个交易区，由市场副总担任交易区主任，还设立了楼层长、街道长。小到门口灯泡维修，大到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按责任制原则，都可在交易区及时、就地得到处理解决。
房租是市场热度的“晴雨表”。在濮院国贸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房租最近又上涨了10%。市场经营户陈全斌透露，这与市场管理方推出的商户续签资格考核有关。因为只有规范有序经营才可以在这里立足发展，而如果规范经营考核垫底，则要被“扫地出门”。
交易区主任张嘉锐笑逐颜开地说：“交易区之间开展的考核、竞赛融自治、法治、德治于一体，令市场经营环境越来越好。目前，光时尚中心一处就有60余家门市部在重新装修，经营户们准备大干一番！”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对记者说，桐乡市“三治融合”十年建设实践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已走向自主自觉创新的新阶段，不再像以往，先发展后治理，而是将创造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三治融合”不仅仅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也为当代中国重构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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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十周年推动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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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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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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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 攸
苏杭中央，梧桐之乡，浙江桐乡不仅因世界互联网大会光芒耀眼中外，还因“三治融合”经验而广受关注。
2013年，桐乡市首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经验，逐渐被全省、全国推广，最后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今年是“三治融合”经验诞生十周年，它给发源地桐乡带来了什么？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实现平安建设十八连冠，荣获全国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县、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等殊荣。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两大新奇迹，使桐乡成为长三角投资热土、创业福地。
这十年，“三治融合”推动桐乡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行动自觉。
桐乡市委书记于会游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近十年来，桐乡坚持以自治内消矛盾，以法治化解纷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三治融合”不是简单地三者相加，而是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最终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也为谱写“中国之治”浙江新篇章提供了鲜活的桐乡样本。
三治协同
让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更牢
下桐乡高铁站，五分钟车程便到桐乡经济开发区越丰村。
一湾碧水，绿树成荫，赭石色调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桐乡市的三治融合馆就坐落在这宁静和谐的乡居图中。
十年前，高铁等建设需要征地，时间短，任务紧，村民却你一言我一语，意见不一。
为解决难题，村委会召集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一同商讨解决办法，经过几番民主协商，原来看似针尖对麦芒的矛盾，在一村民“160平盖3层，120平盖4层”的提议下，找到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从此后，“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成为越丰村新风尚。
从越丰村起步，“三治融合”也成了桐乡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越丰村委会副主任张飞扬告诉记者这么一个故事：一村民向另一户村民买房没及时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临到拆迁时，房屋价值已从原来的三万元升值为上百万元，两家便产生了纠纷。
“图省事，打官司当然最简单。但一场官司三代仇，无论输赢，这两家的冤仇就算结下了。”张飞扬告诉记者，为把这事处理好，他请村里的道德评判团成员上门说道理，请法律服务团成员上门说法理，经过十余次调解，双方均同意各退一步，纠纷终于得以成功调解。
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国清说，无论是征地迁房还是买卖房屋、兴建新房，近年来，在处理此类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桐乡市所创新的“一约两会三团”等载体，均释放出乘数效应，有效解决了矛盾，让基层社会治理根基越来越牢。
多元共治
让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更强
白墙黛瓦，流水人家，步入水乡乌镇，在如画的风景中一眼就可看到那抹亮丽的“乌镇管家”红。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身穿红马甲，“乌镇管家”石建英精神抖擞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她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当好管家，要脚勤手快，发现什么情况，能一键上报信息。”
“乌镇管家”是随世界互联网大会而涌现的基层自治新队伍，目前有成员3724人，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横港村的智能垃圾分类站引人关注。村民每次投放垃圾，微嘉园电子积分卡都会一一记录在案，赏罚分明，分得好的，奖励；分得不好的，“乌镇管家”是要上门提醒“敲打”几下的。
“乌镇管家”参与社会治理，令许多琐事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大屏幕上，记者看到了“他把我的热水瓶摔坏了”“离婚后，来看小孩我前夫不让”之类的生活琐事报警。
葛家伟介绍，自从有了“民声一键办”，不需警察出面，此类琐事通过智治平台流转，很快会由专业力量精准予以解决。
26岁的葛家伟是乌镇“民声一键办”第二分队队员，记者采访他时，他刚好接到了一起关于民宿订房退房的纠纷，他与同事倪凯琪赶到现场，用方言与民宿老板沟通了10来分钟，事情便得到妥善解决。
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黄伟明介绍，在桐乡，像“乌镇管家”这样的社会治理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还有许多，如“崇福阿嫂”“杨家门红管家”“老顾反诈骑行队”“蓝天救援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社会治理，全市出现了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喜人新局面。
创新形式
让基层社会治理抓手更多
“三治融合”在专业市场同样大有作为。
濮院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
站在濮院时尚中心27楼放眼望去，远处的老市场，蓝色棚顶的物流中心，近处高楼里的新市场，羊毛衫市场变迁历程尽收眼底。
镇经济发展办主任彭振向记者介绍，濮院羊毛衫市场有13000户经营户，全靠“三治融合”，把经营户的人心凝聚起来，市场才实现了由粗放被动管理到精细主动服务。
彭振介绍，濮院镇将市场划分为20个交易区，由市场副总担任交易区主任，还设立了楼层长、街道长。小到门口灯泡维修，大到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按责任制原则，都可在交易区及时、就地得到处理解决。
房租是市场热度的“晴雨表”。在濮院国贸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房租最近又上涨了10%。市场经营户陈全斌透露，这与市场管理方推出的商户续签资格考核有关。因为只有规范有序经营才可以在这里立足发展，而如果规范经营考核垫底，则要被“扫地出门”。
交易区主任张嘉锐笑逐颜开地说：“交易区之间开展的考核、竞赛融自治、法治、德治于一体，令市场经营环境越来越好。目前，光时尚中心一处就有60余家门市部在重新装修，经营户们准备大干一番！”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对记者说，桐乡市“三治融合”十年建设实践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已走向自主自觉创新的新阶段，不再像以往，先发展后治理，而是将创造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三治融合”不仅仅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也为当代中国重构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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