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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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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李 杨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儿子放假了大白天在外面用手机搞这个，如果知道了，我肯定会监督他不让他出门。”说起自己的儿子，家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的刘秀深感内疚。
2023年6月19日上午，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襄州区公安局在双沟镇春晖花园一出租房屋中，抓获4名架设简易GOIP设备嫌疑人，刘秀15岁初中毕业的儿子就在其中。案发后，4人因涉嫌帮信罪被法院起诉。
襄阳市公安局通报称，涉嫌帮信罪的未成年人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15岁到18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该市今年发生的帮信罪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占到2%，其中涉及GOIP犯罪的占5%、涉及发送诈骗信息的占28%、涉及出卖个人信息的占42%。
“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独立活动时间且深度‘触网’，并有手机、身份证、电话卡等，自然成了电信诈骗团伙‘围猎利用’的对象。在利益诱惑下，他们往往会‘主动’参与帮信犯罪。”襄阳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说。
如何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帮信”犯罪、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电诈“黑手”？《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学生沦为电诈帮凶
在以刘秀儿子为代表的案件中，4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18岁以下。
“他们在明知个人手机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然为获取每天500元的报酬而出借个人手机和电话卡进行引流。”办案民警透露，用蝇头小利引诱未成年学生上钩，是不法分子的惯用手段，更何况是“巨款诱惑”。
警方在刘秀儿子等人作案现场扣押简易GOIP设备6套、工作手机14部、音频线5根、中国广电电话卡5张。
“部分学生受利益蛊惑，出租自己的手机和电信卡，甚至充当GOIP引流设备的管理员，利用暑假或平时白天不上课时段，待在犯罪分子架设设备的房间里，帮助为设备和手机充电，不知不觉沦为诈骗帮凶。”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专家窦哲介绍。
今年6月12日15时许，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电信公司推送的线索：在电信长虹路服务站有电话卡异常人员办理业务。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抓获涉诈嫌疑人张某恒。经审讯，民警在樊城区长虹路某宾馆客房内，将正在看护设备的襄阳市职业技术学院护师专业女学生陈红娟（16岁）等抓获。
陈红娟交代，上线要求他们出借手机作为GOIP设备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白天，所以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除了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作为设备使用，陈红娟还负责留在现场维护设备，这样可以比仅出借手机多获得每天300元“看护费”。
据了解，张某恒案共批捕6人，其中4人为未成年人。
“随着移动通信发展，现在校园中的‘持卡’‘带机’学生越来越多，但一些未成年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帮信犯罪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对自身帮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犯罪性认识不足。”窦哲说。
窦哲提醒，未成年人携带手机确实能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方便，但是电信诈骗团伙也盯上了未成年人手中的手机、电话卡和身份信息，一些无知少年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诈骗团伙的“工具人”，最终触犯帮信罪。
发送电诈信息获罪
“我真不知道这些短信能让那么多人上当，骗到那么多钱！”谈起那段“惨痛经历”，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镇学生陈龙后悔不已。
2022年7月，17岁的陈龙正在享受高中生涯最后一个暑假。因没有零花钱，他便在各种社交软件和网络游戏聊天中主动打听“挣钱门路”。
“当时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网名叫‘篁帝’的网友，是他给我介绍了发短信的业务。”陈龙说，当得知每发一条中奖诈骗短信提成0.3元时，他感觉自己即将实现足不出户兼职赚钱的美梦。
于是，陈龙在明知对方是使用电话卡发送诈骗短信的前提下，仍然使用两张电话卡按照上线人员提供的号码和诈骗内容发送短信，共发送1600余条短信，获利500余元。
案发后，陈龙被惩戒。与陈龙一样，襄阳市枣阳市辍学未就业的17岁少年孙晶、15岁初中毕业生肖哲也因发送电诈广告信息牟利而获“帮信罪”。
孙晶因成绩不好辍学，但未成年人不好找工作，便成天待在网吧沉迷于网络世界。
2023年初，孙晶从网友处听说了一个“发财之道”：即将电话卡出借给他人用于发送广告信息，“卡主”可以按发送条数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第一个月，孙晶赚了3000多元。于是，他把自己的朋友肖哲也拉了进来，并且扩展了“业务范围”。6个月里，孙晶和同伙所使用账号就发送了数十万条消息，获利3万多元。
“他们组织同学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然后出租给上线使用。”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王秀峰介绍，孙晶还强迫一些学生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手机等供他们注册使用。
受上线指使，孙晶只是用一下，就把证件、手机都还给了当事人，所以没有人举报孙晶。
王秀峰分析，犯罪分子专门找学生注册账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生们大多是未成年人，涉世不深、对报酬的要求不高；二是学生们平时忙于学习，账号不会使用。“犯罪分子一般在境外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境内的电脑，而账号IP显示在国内更容易迷惑人。”
四位一体护校安园
在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周明让看来，很多青少年阅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往往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实施电诈，不会构成犯罪，非常容易受到金钱诱惑，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
随着银行业“未成年人办卡需要监护人陪同”等要求的出台，未成年人群体中涉及出卖金融卡类犯罪的现象有所缓解。
通过对这两年涉嫌帮信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梳理，襄阳警方发现，高职高专、中职中专学生由于课业压力不大，学校管理相对自由，接触社会和经济活动较多，比较容易受到蛊惑而从事帮信犯罪。
“学生们大多思想活跃，对网络上的新鲜事物、新潮技术接受度较高，加上帮信类犯罪活动作案简单、收益高，确实有一些学生会为‘挣快钱’铤而走险。”襄阳市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说，特别是一些家长关心不够的孩子，这部分学生也是学校关注的重点。
陈龙、孙晶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校的说法：陈龙、孙晶两人的父母平时忙于生计，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关爱，疏于对他们的监护与管理，导致两人沉迷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
对涉嫌帮信罪的未成年人，一般是以训诫或批评教育为主，这在客观上降低了犯罪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成为电诈分子“拉拢发展”的对象。
如何“手把手”地推动家庭和学校履行责任，让未成年人群体远离“帮信”犯罪？
“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后，会第一时间向家长下达家庭教育令，社区民警会联合学校老师上门对家长进行辅导，并让家长签署《家庭教育家长责任承诺书》。”周明让说。
由公安牵头，让老师和家长充分沟通、协同发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积极履行家长义务，关注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让老师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在学校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思想道德情操。
襄阳市公安局还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不断深化“公安+学校+家长+社会”四位一体护校安园机制，目的就是要实现“让孩子回家家长管、让学生回校学校教”预期效果。
除了家庭、学校加强管理，襄阳市反诈中心也会定期梳理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对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指导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对疑似涉案学生，民警会及时开展帮扶引导，防范次生问题发生。
襄阳警方还不断加强源头预防、分级治理。
去年以来，襄阳市公安局依托社区民警专职化改革，全市2400余名社区民警全部兼任辖区学校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督促学校定期对在校学生开展摸排，密切关注学生的异常心理变化和消费行为。
与此同时，襄阳网安、治安等警种联合网信、文化等部门强化网上巡查、网下检查，加强对学校周边“黑网吧”“黑宾馆”和娱乐场所整治，及时打击封堵网上有害信息，为未成年人筑起预防网络犯罪“防火墙”。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及家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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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涉嫌帮信罪人数快速增长有何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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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公安为未成年人筑起预防网络犯罪“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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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7-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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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李 杨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儿子放假了大白天在外面用手机搞这个，如果知道了，我肯定会监督他不让他出门。”说起自己的儿子，家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的刘秀深感内疚。
2023年6月19日上午，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襄州区公安局在双沟镇春晖花园一出租房屋中，抓获4名架设简易GOIP设备嫌疑人，刘秀15岁初中毕业的儿子就在其中。案发后，4人因涉嫌帮信罪被法院起诉。
襄阳市公安局通报称，涉嫌帮信罪的未成年人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15岁到18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该市今年发生的帮信罪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占到2%，其中涉及GOIP犯罪的占5%、涉及发送诈骗信息的占28%、涉及出卖个人信息的占42%。
“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独立活动时间且深度‘触网’，并有手机、身份证、电话卡等，自然成了电信诈骗团伙‘围猎利用’的对象。在利益诱惑下，他们往往会‘主动’参与帮信犯罪。”襄阳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说。
如何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帮信”犯罪、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电诈“黑手”？《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学生沦为电诈帮凶
在以刘秀儿子为代表的案件中，4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18岁以下。
“他们在明知个人手机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然为获取每天500元的报酬而出借个人手机和电话卡进行引流。”办案民警透露，用蝇头小利引诱未成年学生上钩，是不法分子的惯用手段，更何况是“巨款诱惑”。
警方在刘秀儿子等人作案现场扣押简易GOIP设备6套、工作手机14部、音频线5根、中国广电电话卡5张。
“部分学生受利益蛊惑，出租自己的手机和电信卡，甚至充当GOIP引流设备的管理员，利用暑假或平时白天不上课时段，待在犯罪分子架设设备的房间里，帮助为设备和手机充电，不知不觉沦为诈骗帮凶。”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专家窦哲介绍。
今年6月12日15时许，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电信公司推送的线索：在电信长虹路服务站有电话卡异常人员办理业务。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抓获涉诈嫌疑人张某恒。经审讯，民警在樊城区长虹路某宾馆客房内，将正在看护设备的襄阳市职业技术学院护师专业女学生陈红娟（16岁）等抓获。
陈红娟交代，上线要求他们出借手机作为GOIP设备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白天，所以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除了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作为设备使用，陈红娟还负责留在现场维护设备，这样可以比仅出借手机多获得每天300元“看护费”。
据了解，张某恒案共批捕6人，其中4人为未成年人。
“随着移动通信发展，现在校园中的‘持卡’‘带机’学生越来越多，但一些未成年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帮信犯罪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对自身帮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犯罪性认识不足。”窦哲说。
窦哲提醒，未成年人携带手机确实能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方便，但是电信诈骗团伙也盯上了未成年人手中的手机、电话卡和身份信息，一些无知少年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诈骗团伙的“工具人”，最终触犯帮信罪。
发送电诈信息获罪
“我真不知道这些短信能让那么多人上当，骗到那么多钱！”谈起那段“惨痛经历”，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镇学生陈龙后悔不已。
2022年7月，17岁的陈龙正在享受高中生涯最后一个暑假。因没有零花钱，他便在各种社交软件和网络游戏聊天中主动打听“挣钱门路”。
“当时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网名叫‘篁帝’的网友，是他给我介绍了发短信的业务。”陈龙说，当得知每发一条中奖诈骗短信提成0.3元时，他感觉自己即将实现足不出户兼职赚钱的美梦。
于是，陈龙在明知对方是使用电话卡发送诈骗短信的前提下，仍然使用两张电话卡按照上线人员提供的号码和诈骗内容发送短信，共发送1600余条短信，获利500余元。
案发后，陈龙被惩戒。与陈龙一样，襄阳市枣阳市辍学未就业的17岁少年孙晶、15岁初中毕业生肖哲也因发送电诈广告信息牟利而获“帮信罪”。
孙晶因成绩不好辍学，但未成年人不好找工作，便成天待在网吧沉迷于网络世界。
2023年初，孙晶从网友处听说了一个“发财之道”：即将电话卡出借给他人用于发送广告信息，“卡主”可以按发送条数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第一个月，孙晶赚了3000多元。于是，他把自己的朋友肖哲也拉了进来，并且扩展了“业务范围”。6个月里，孙晶和同伙所使用账号就发送了数十万条消息，获利3万多元。
“他们组织同学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然后出租给上线使用。”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王秀峰介绍，孙晶还强迫一些学生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手机等供他们注册使用。
受上线指使，孙晶只是用一下，就把证件、手机都还给了当事人，所以没有人举报孙晶。
王秀峰分析，犯罪分子专门找学生注册账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生们大多是未成年人，涉世不深、对报酬的要求不高；二是学生们平时忙于学习，账号不会使用。“犯罪分子一般在境外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境内的电脑，而账号IP显示在国内更容易迷惑人。”
四位一体护校安园
在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周明让看来，很多青少年阅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往往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实施电诈，不会构成犯罪，非常容易受到金钱诱惑，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
随着银行业“未成年人办卡需要监护人陪同”等要求的出台，未成年人群体中涉及出卖金融卡类犯罪的现象有所缓解。
通过对这两年涉嫌帮信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梳理，襄阳警方发现，高职高专、中职中专学生由于课业压力不大，学校管理相对自由，接触社会和经济活动较多，比较容易受到蛊惑而从事帮信犯罪。
“学生们大多思想活跃，对网络上的新鲜事物、新潮技术接受度较高，加上帮信类犯罪活动作案简单、收益高，确实有一些学生会为‘挣快钱’铤而走险。”襄阳市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说，特别是一些家长关心不够的孩子，这部分学生也是学校关注的重点。
陈龙、孙晶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校的说法：陈龙、孙晶两人的父母平时忙于生计，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关爱，疏于对他们的监护与管理，导致两人沉迷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
对涉嫌帮信罪的未成年人，一般是以训诫或批评教育为主，这在客观上降低了犯罪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成为电诈分子“拉拢发展”的对象。
如何“手把手”地推动家庭和学校履行责任，让未成年人群体远离“帮信”犯罪？
“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后，会第一时间向家长下达家庭教育令，社区民警会联合学校老师上门对家长进行辅导，并让家长签署《家庭教育家长责任承诺书》。”周明让说。
由公安牵头，让老师和家长充分沟通、协同发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积极履行家长义务，关注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让老师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在学校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思想道德情操。
襄阳市公安局还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不断深化“公安+学校+家长+社会”四位一体护校安园机制，目的就是要实现“让孩子回家家长管、让学生回校学校教”预期效果。
除了家庭、学校加强管理，襄阳市反诈中心也会定期梳理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对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指导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对疑似涉案学生，民警会及时开展帮扶引导，防范次生问题发生。
襄阳警方还不断加强源头预防、分级治理。
去年以来，襄阳市公安局依托社区民警专职化改革，全市2400余名社区民警全部兼任辖区学校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督促学校定期对在校学生开展摸排，密切关注学生的异常心理变化和消费行为。
与此同时，襄阳网安、治安等警种联合网信、文化等部门强化网上巡查、网下检查，加强对学校周边“黑网吧”“黑宾馆”和娱乐场所整治，及时打击封堵网上有害信息，为未成年人筑起预防网络犯罪“防火墙”。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及家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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