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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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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佳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涉及刑事、婚姻家庭、保护令等多种案件类型，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司法机关与时俱进推动反家暴工作的生动实践。
家暴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我国于1980年批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始终严格履行缔约国义务，在全面反对家庭暴力这条道路上积极探索。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合力呈现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暴司法方案，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反家暴工作中以人为本、数字赋能和部门联动的特点。
首先，以人为本、全面反家暴的理念深深植根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曾经，“一个巴掌拍不响”“受害人也有错”等“和稀泥”式错误观念被司法机关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彻底否定。如在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中，法院不仅明确了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而且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这一方面表明了司法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另一方面体现了司法注重对受害者的保护。
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针对家庭暴力私密性、隐蔽性高，取证难的特点，司法机关积极发挥能动性，通过加大职权探知的力度，来查清家暴的事实。如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中，在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武断地认定不存在家庭暴力，而是对于其主张的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追问，并主动调查家暴细节，进而评判逻辑真实性，最终确定家暴的事实，既避免误伤无辜者，也保证让施暴者得到应有惩罚。
再如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叶某在同居关系结束后遭受暴力威胁，其保护令申请得到法院核准签发。通过将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受害者同居关系结束后，既是对反家暴法“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规定的生动诠释，也给如何防治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范本。
其次，从这些案例中，我们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在涉家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家庭暴力法律防治原则，这不仅意味着要预防暴力的发生，而且要预防暴力的升级和再次发生。其中，保护令制度是这一原则之下防范家暴的重要措施，为处在现实危险中的当事人提供预防性保护。其中，速度、效率是保护令效力发挥的关键要素。尽管立法在制度设计上已经规定保护令不依附于其他诉讼，但在实践中，取证、签发、送达、执行等环节依然需要时间，而借助数字技术大大缩短了保护令发生实效的用时。
如在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法院采取全流程在线审理的方式，从当事人申请，到法院立案受理、证据调取、审查签发，再到各部门送达响应、协助执行，总用时不到24小时。可以说，数字赋能给反家暴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通道，实现家庭暴力事件的数据归集与分析预警，让当事人能够突破提交申请的时空限制，极大缩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时间。
最后，这些典型案件凸显了反家暴工作需要多方联动。司法是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力量。家暴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我国反家暴工作中，仅靠一个部门、一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反家暴目标的实现，需要司法、公安、民政、医疗、社区等多部门多机构的共同协作。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法院的签发仅仅是个开始，保护令真正发挥效力，还需要持续长效的回访监督，这就需要公安、社区、妇联等多机构多部门的配合。正如前述全流程在线审理这一典型案件，其中就依托了法院、社会治理中心、妇联共同组建的工作模块，这也充分说明，反家暴需要形成共治。
总之，这批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引领、规范和指导作用，不仅是我国反家暴工作的微观缩影、经验总结，而且也为全球反家暴事业提供司法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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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家暴触角延伸体现司法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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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6-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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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佳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涉及刑事、婚姻家庭、保护令等多种案件类型，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司法机关与时俱进推动反家暴工作的生动实践。
家暴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我国于1980年批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始终严格履行缔约国义务，在全面反对家庭暴力这条道路上积极探索。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合力呈现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暴司法方案，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反家暴工作中以人为本、数字赋能和部门联动的特点。
首先，以人为本、全面反家暴的理念深深植根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曾经，“一个巴掌拍不响”“受害人也有错”等“和稀泥”式错误观念被司法机关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彻底否定。如在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中，法院不仅明确了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而且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这一方面表明了司法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另一方面体现了司法注重对受害者的保护。
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针对家庭暴力私密性、隐蔽性高，取证难的特点，司法机关积极发挥能动性，通过加大职权探知的力度，来查清家暴的事实。如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中，在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武断地认定不存在家庭暴力，而是对于其主张的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追问，并主动调查家暴细节，进而评判逻辑真实性，最终确定家暴的事实，既避免误伤无辜者，也保证让施暴者得到应有惩罚。
再如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叶某在同居关系结束后遭受暴力威胁，其保护令申请得到法院核准签发。通过将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受害者同居关系结束后，既是对反家暴法“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规定的生动诠释，也给如何防治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范本。
其次，从这些案例中，我们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在涉家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家庭暴力法律防治原则，这不仅意味着要预防暴力的发生，而且要预防暴力的升级和再次发生。其中，保护令制度是这一原则之下防范家暴的重要措施，为处在现实危险中的当事人提供预防性保护。其中，速度、效率是保护令效力发挥的关键要素。尽管立法在制度设计上已经规定保护令不依附于其他诉讼，但在实践中，取证、签发、送达、执行等环节依然需要时间，而借助数字技术大大缩短了保护令发生实效的用时。
如在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法院采取全流程在线审理的方式，从当事人申请，到法院立案受理、证据调取、审查签发，再到各部门送达响应、协助执行，总用时不到24小时。可以说，数字赋能给反家暴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通道，实现家庭暴力事件的数据归集与分析预警，让当事人能够突破提交申请的时空限制，极大缩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时间。
最后，这些典型案件凸显了反家暴工作需要多方联动。司法是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力量。家暴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我国反家暴工作中，仅靠一个部门、一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反家暴目标的实现，需要司法、公安、民政、医疗、社区等多部门多机构的共同协作。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法院的签发仅仅是个开始，保护令真正发挥效力，还需要持续长效的回访监督，这就需要公安、社区、妇联等多机构多部门的配合。正如前述全流程在线审理这一典型案件，其中就依托了法院、社会治理中心、妇联共同组建的工作模块，这也充分说明，反家暴需要形成共治。
总之，这批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引领、规范和指导作用，不仅是我国反家暴工作的微观缩影、经验总结，而且也为全球反家暴事业提供司法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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