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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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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笔者在《军功爵制：中国法制史不能忽略的一个内容》（《法治日报》2023年2月8日10版）一文中提出，对导师最好的悼念方式，莫过于对其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该文基本上属于对先师朱绍侯关于军功爵制研究成果的继承，那么，这篇拙作则试图对朱先生所谓军功爵制的研究作一拓展。朱先生有关军功爵制的论著没有论及秦朝的思想文化，弟子不才，就从这一方面拓展吧！
制度、文化、经济等从来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军功爵制作为催生军功地主阶级产生的一项制度，既对经济有影响，更对文化有波及。军功爵制的价值理念是“尚功”，崇尚为国立军功、立事功，“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战国策·秦策三》），“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统治者的这种“尚功”价值观念必然对民间影响很大。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这一情形，他应秦昭王之邀，到秦国作了一番考察，离开秦国后向别人介绍秦国的风俗是，“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荀子·强国》）。秦国何以这样“百姓朴”“百吏肃然”？荀子认为耕战政策以及与之相伴的军功爵制使然，“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是秦朝民风淳朴、百吏肃然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客观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有些对秦国态度不友好的人的评论，也从反面说明秦国务实、“尚功”的社会风俗，与关东六国具有明显不同。例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史记·魏世家》）。西汉初年，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汉书·贾谊传》）。《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这些评价的共同之处，就是秦人崇尚功利，与关东六国比较重视礼义仁智有所不同。
秦人“尚功”，是秦朝的论功行赏的军功爵制度引导的结果。根据先师朱绍侯先生的研究，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在秦代，为国立军功、立事功的人才能获得爵位。应该强调的是，军功爵制并非规定只有杀敌立功一种渠道，还包括在其他事情上为国立功的途径。例如，秦国采取卖爵的办法来奖励农耕，增加财政收入。《商君书·去强篇》说：“粟爵粟任，则国富。”又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篇》）。秦王政四年因蝗灾而发生瘟疫，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人之所以“尚功”，是因为爵位是一种享受法律和政策优惠待遇的资格，是社会地位显赫荣耀的标志。
第一，不同爵位的人可以担任不同的官职。在秦国的军功爵制中，七大夫以上为高爵，可以为官长、将率，七大夫以下者可以担任小吏。主人立了军功，增官晋爵，还可以推荐一名自己的随从仆人到军队或官府中当小吏。此外，高级爵位的人可以役使低级爵位的人。
第二，爵位可以赎罪、减刑、免刑。《商君书·境内篇》说：“其狱法……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汉官旧仪》则说：“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有罪各尽其刑。”这两条史料都是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减刑或免刑的事例。
第三，爵位可以免除亲人为奴婢。根据秦朝《军爵律》的规定，获有爵位的人，可以退还两级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生父母一人为庶人；隶臣妾因斩首立功而获得公士爵位者，可以交还公士爵位，用来赎免现为奴隶的妻妾一人为庶人。
第四，有爵位的人可以享受一定生活优惠待遇。秦朝《传食律》规定，官员出差，住在官办的传舍（招待所），根据有爵无爵及爵位高低，传舍则供应不同等级的伙食。有爵位的人不仅生时享有种种优待，死后也享有殊荣。《商君书·境内篇》载有树墓的制度，即自小夫的军功爵位开始，死后可以在墓上栽树，一级一棵，爵位愈高，栽树愈多，以显示其荣耀。
总之，正是因为军功爵制可以给人们带来崇高地位和种种实惠，所以才培养了秦代以“尚功”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后来崇尚品行的九品中正制、崇尚读书的科举制等大为不同。秦朝“尚功”的法律文化在历史上有得有失，其“得”是适应了战争形势的需要，把秦人绑上了耕战的战车，给了秦人一条升官发财、改变地位的途径，产生了陈胜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首次对宿命论、门第论等观念发动了攻击，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失”是没有顾及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承平岁月，要把崇尚“武功”转为重视“文治”，“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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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议秦朝“尚功”为核心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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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2-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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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笔者在《军功爵制：中国法制史不能忽略的一个内容》（《法治日报》2023年2月8日10版）一文中提出，对导师最好的悼念方式，莫过于对其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该文基本上属于对先师朱绍侯关于军功爵制研究成果的继承，那么，这篇拙作则试图对朱先生所谓军功爵制的研究作一拓展。朱先生有关军功爵制的论著没有论及秦朝的思想文化，弟子不才，就从这一方面拓展吧！
制度、文化、经济等从来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军功爵制作为催生军功地主阶级产生的一项制度，既对经济有影响，更对文化有波及。军功爵制的价值理念是“尚功”，崇尚为国立军功、立事功，“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战国策·秦策三》），“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统治者的这种“尚功”价值观念必然对民间影响很大。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这一情形，他应秦昭王之邀，到秦国作了一番考察，离开秦国后向别人介绍秦国的风俗是，“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荀子·强国》）。秦国何以这样“百姓朴”“百吏肃然”？荀子认为耕战政策以及与之相伴的军功爵制使然，“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是秦朝民风淳朴、百吏肃然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客观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有些对秦国态度不友好的人的评论，也从反面说明秦国务实、“尚功”的社会风俗，与关东六国具有明显不同。例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史记·魏世家》）。西汉初年，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汉书·贾谊传》）。《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这些评价的共同之处，就是秦人崇尚功利，与关东六国比较重视礼义仁智有所不同。
秦人“尚功”，是秦朝的论功行赏的军功爵制度引导的结果。根据先师朱绍侯先生的研究，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在秦代，为国立军功、立事功的人才能获得爵位。应该强调的是，军功爵制并非规定只有杀敌立功一种渠道，还包括在其他事情上为国立功的途径。例如，秦国采取卖爵的办法来奖励农耕，增加财政收入。《商君书·去强篇》说：“粟爵粟任，则国富。”又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篇》）。秦王政四年因蝗灾而发生瘟疫，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人之所以“尚功”，是因为爵位是一种享受法律和政策优惠待遇的资格，是社会地位显赫荣耀的标志。
第一，不同爵位的人可以担任不同的官职。在秦国的军功爵制中，七大夫以上为高爵，可以为官长、将率，七大夫以下者可以担任小吏。主人立了军功，增官晋爵，还可以推荐一名自己的随从仆人到军队或官府中当小吏。此外，高级爵位的人可以役使低级爵位的人。
第二，爵位可以赎罪、减刑、免刑。《商君书·境内篇》说：“其狱法……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汉官旧仪》则说：“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有罪各尽其刑。”这两条史料都是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减刑或免刑的事例。
第三，爵位可以免除亲人为奴婢。根据秦朝《军爵律》的规定，获有爵位的人，可以退还两级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生父母一人为庶人；隶臣妾因斩首立功而获得公士爵位者，可以交还公士爵位，用来赎免现为奴隶的妻妾一人为庶人。
第四，有爵位的人可以享受一定生活优惠待遇。秦朝《传食律》规定，官员出差，住在官办的传舍（招待所），根据有爵无爵及爵位高低，传舍则供应不同等级的伙食。有爵位的人不仅生时享有种种优待，死后也享有殊荣。《商君书·境内篇》载有树墓的制度，即自小夫的军功爵位开始，死后可以在墓上栽树，一级一棵，爵位愈高，栽树愈多，以显示其荣耀。
总之，正是因为军功爵制可以给人们带来崇高地位和种种实惠，所以才培养了秦代以“尚功”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后来崇尚品行的九品中正制、崇尚读书的科举制等大为不同。秦朝“尚功”的法律文化在历史上有得有失，其“得”是适应了战争形势的需要，把秦人绑上了耕战的战车，给了秦人一条升官发财、改变地位的途径，产生了陈胜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首次对宿命论、门第论等观念发动了攻击，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失”是没有顾及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承平岁月，要把崇尚“武功”转为重视“文治”，“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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