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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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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然
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然而，近年来，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等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呈多发态势。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至2021年，江西省法院一审共受理强奸及强制猥亵、侮辱案件共167件，被害人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有27件（涉及被害人27人），占比达16%。其中，未成年被害人年龄14岁以下的有9人，占比33.3%；14岁至18岁的有18人，占比66.6%。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保护孩子健康成长，为孩子撑起“防护伞”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涉未性侵原因复杂值得反思
调查发现，该类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缺乏敬畏。上述涉未性侵的27件案件中，有21名被告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他们大都生活环境差，精神生活空虚，法律意识淡薄，对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罪与非罪缺乏明确的认知，理性自控能力较差，容易促使自己通过实施性侵犯来满足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如抚州市崇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罗某性侵案，罗某明知被害人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自认为双方在谈恋爱，双方自愿并无不当，殊不知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疏于自我防护，对危害缺乏认知。在传统伦理思想和应试教育影响下，人们往往谈性色变，学校、家庭未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性知识教育，导致未成年被害人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较弱，对强制猥亵和正常接触缺乏一定的认知和辨别。加之未成年人受身体条件限制、自我防范和反抗能力较差等影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几率。如吉安市泰和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钟某性侵案，钟某利用辅导幼女何某功课之机，对何某多次进行强制猥亵，何某未意识到钟某的行为属于恶意性侵，直到被何某母亲无意进房时才发现。
保护合力缺失，对安全缺乏监管。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学校作为未成年人主要生活场所的管理者，以及有关社会力量，都应切实担负起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合力。然而，由于监管缺位、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基层治理疏忽等，未能形成针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保护网络。加之我国属于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未成年人对身边的熟人、亲人往往缺乏防备，一些不法分子仅仅以请吃一顿快餐、给予一些零钱加以诱骗，轻而易举就达到犯罪目的。如九江市武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性侵案，生父黄某利用其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优势地位，加之经常给予零花钱等利诱，多次采用胁迫方法强制猥亵未成年人。
司法重拳出击严惩涉未性侵犯罪
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屡屡引发社会热议，并引发公众极大愤慨。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我国法律对打击涉未性侵犯罪一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筑了不容逾越的高压线。
2013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通篇体现“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就奸淫幼女等性侵害犯罪的认定原则、加重处罚情节、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保护、民事赔偿及避免“二次伤害”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强调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9类不法侵害，以及面临这些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有关嫖宿幼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而强奸幼女属强奸罪从重处罚情节，最高可判死刑。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猥亵儿童罪增设了独立的法定刑，设置了4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
除了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外，相关部门频频打出司法重拳，狠狠斩断伸向孩子们的魔爪，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构筑起一堵安全的防护墙。最高法、最高检均多次发布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明确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彰显铲除社会毒瘤，坚决伸张公平正义的决心。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涉未性侵的刑事案件，坚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全国各级检察院通过适时发送检察建议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校园安全建设，预防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特别是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齐抓共管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警惕涉未性侵行为，严惩涉未性侵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司法固然是不容缺席的关键一环，但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多管齐下，构建政府主导、司法支持、多方参与、救扶帮困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联动机制。
政府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主导作用。要牵头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建立涉未成年人性侵监测预防机制、强制报告机制和健全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帮扶干预机制，并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各级政府重要工作；要广泛宣传发动，让涉未性侵的法律法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着力强化政府主导、全民关爱的责任意识和家庭自觉履行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妇联组织、城市社区、农村村委会要发挥应有作用，将预防性侵犯教育纳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重点内容，尤其要重点关注农村留守流动女童的权益；要支持和鼓励有关部门和社会救助力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构及时介入、主动帮扶，为受害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服务。
学校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重要作用。各地学校要开展预防性侵犯罪教育，提高师生对性侵犯罪的认识，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力量对中小学校进行排查，重点检查教职工、学生是否有异常情况，学生精神状态有无异常等，设立校内举报电话或检举箱，对存在性侵的苗头要一追到底。
家庭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基础作用。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防止涉未性侵的第一道防线是家庭。妇联、学校和教育部门等要加强引导，建立完善亲职教育工作机制，通过开展“为了孩子父母学校”等方式，对监护不力的家长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将中小学生家庭性教育纳入教学体系，出版家庭性教育相关书籍，让家长系统科学地掌握家庭性教育的方法，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作者系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桃花法庭副庭长
本报记者 黄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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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合力为孩子撑起“防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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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青少年与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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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然
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然而，近年来，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等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呈多发态势。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至2021年，江西省法院一审共受理强奸及强制猥亵、侮辱案件共167件，被害人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有27件（涉及被害人27人），占比达16%。其中，未成年被害人年龄14岁以下的有9人，占比33.3%；14岁至18岁的有18人，占比66.6%。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保护孩子健康成长，为孩子撑起“防护伞”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涉未性侵原因复杂值得反思
调查发现，该类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缺乏敬畏。上述涉未性侵的27件案件中，有21名被告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他们大都生活环境差，精神生活空虚，法律意识淡薄，对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罪与非罪缺乏明确的认知，理性自控能力较差，容易促使自己通过实施性侵犯来满足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如抚州市崇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罗某性侵案，罗某明知被害人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自认为双方在谈恋爱，双方自愿并无不当，殊不知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疏于自我防护，对危害缺乏认知。在传统伦理思想和应试教育影响下，人们往往谈性色变，学校、家庭未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性知识教育，导致未成年被害人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较弱，对强制猥亵和正常接触缺乏一定的认知和辨别。加之未成年人受身体条件限制、自我防范和反抗能力较差等影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几率。如吉安市泰和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钟某性侵案，钟某利用辅导幼女何某功课之机，对何某多次进行强制猥亵，何某未意识到钟某的行为属于恶意性侵，直到被何某母亲无意进房时才发现。
保护合力缺失，对安全缺乏监管。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学校作为未成年人主要生活场所的管理者，以及有关社会力量，都应切实担负起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合力。然而，由于监管缺位、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基层治理疏忽等，未能形成针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保护网络。加之我国属于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未成年人对身边的熟人、亲人往往缺乏防备，一些不法分子仅仅以请吃一顿快餐、给予一些零钱加以诱骗，轻而易举就达到犯罪目的。如九江市武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性侵案，生父黄某利用其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优势地位，加之经常给予零花钱等利诱，多次采用胁迫方法强制猥亵未成年人。
司法重拳出击严惩涉未性侵犯罪
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屡屡引发社会热议，并引发公众极大愤慨。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我国法律对打击涉未性侵犯罪一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筑了不容逾越的高压线。
2013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通篇体现“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就奸淫幼女等性侵害犯罪的认定原则、加重处罚情节、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保护、民事赔偿及避免“二次伤害”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强调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9类不法侵害，以及面临这些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有关嫖宿幼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而强奸幼女属强奸罪从重处罚情节，最高可判死刑。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猥亵儿童罪增设了独立的法定刑，设置了4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
除了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外，相关部门频频打出司法重拳，狠狠斩断伸向孩子们的魔爪，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构筑起一堵安全的防护墙。最高法、最高检均多次发布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明确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彰显铲除社会毒瘤，坚决伸张公平正义的决心。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涉未性侵的刑事案件，坚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全国各级检察院通过适时发送检察建议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校园安全建设，预防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特别是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齐抓共管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警惕涉未性侵行为，严惩涉未性侵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司法固然是不容缺席的关键一环，但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多管齐下，构建政府主导、司法支持、多方参与、救扶帮困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联动机制。
政府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主导作用。要牵头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建立涉未成年人性侵监测预防机制、强制报告机制和健全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帮扶干预机制，并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各级政府重要工作；要广泛宣传发动，让涉未性侵的法律法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着力强化政府主导、全民关爱的责任意识和家庭自觉履行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妇联组织、城市社区、农村村委会要发挥应有作用，将预防性侵犯教育纳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重点内容，尤其要重点关注农村留守流动女童的权益；要支持和鼓励有关部门和社会救助力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构及时介入、主动帮扶，为受害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服务。
学校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重要作用。各地学校要开展预防性侵犯罪教育，提高师生对性侵犯罪的认识，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力量对中小学校进行排查，重点检查教职工、学生是否有异常情况，学生精神状态有无异常等，设立校内举报电话或检举箱，对存在性侵的苗头要一追到底。
家庭应充分发挥防止涉未性侵的基础作用。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防止涉未性侵的第一道防线是家庭。妇联、学校和教育部门等要加强引导，建立完善亲职教育工作机制，通过开展“为了孩子父母学校”等方式，对监护不力的家长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将中小学生家庭性教育纳入教学体系，出版家庭性教育相关书籍，让家长系统科学地掌握家庭性教育的方法，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作者系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桃花法庭副庭长
本报记者 黄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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