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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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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忙碌几个月，几百个孩子已经直接受益。打通落实未保法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最近发布的一条朋友圈中，看似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是他和很多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有志之士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资助下，不久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启动了“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项目致力于打通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的‘最后一公里’。”佟丽华介绍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及来自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的6家社会组织，推出未成年人保护融媒体平台，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开展深入合作，及时为权益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心理、社工等服务。
确立规范化保护指引
上海一名7岁女孩遭母亲虐待，不仅要承担家务，甚至只能在厨房睡觉；沈阳一名13岁少女遭母亲男友性侵，亲生母亲在场却反劝其“忍一忍”……
作为一名多年来深耕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公益律师，佟丽华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给这些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共有13处提到了‘社会组织’，根据法律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参与政府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工作，配合政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康复救助、监护及收养评估等提供专业服务，协助司法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等工作。”佟丽华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使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成为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的重要社会服务力量。
在实际工作中，佟丽华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在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敢跟身边大人说，甚至有的监护人、亲属、邻居、教师等就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主体，这导致未成年人更不知该向谁求助。
“畅通咨询渠道和专业咨询服务可以为未成年人带来直接帮助。”这也是佟丽华推动创办这一项目的初衷。项目开展后，六省（市）联动推出了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可以解答涉及全国的未成年人法律咨询，其他省份主要为本省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咨询。除开通线下热线电话咨询服务外，6家社会组织还开通了线上咨询平台。
首批选定的几家社会组织均有着丰富的处理未成年人事务经验。比如，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就办理过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疑难案件，中心主任王惠曾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先进个人”“第一届新时代江西十大法治人物”等称号。
为保障项目规范、可持续发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制发了《遴选方案》《专业咨询服务指导手册》等，从社会组织遴选、制度建设、业务指导协调等方面开展工作，为首批示范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
“项目起步规范，制定了遴选机制、考核评估指南等，做到了制度先行和规范化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希望项目能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在服务标准、服务质量、专业水平等方面更加规范，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提供全方位专业保护
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常年被其继父猥亵，导致出现抑郁症症状。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在办理这起案件时，由律师代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心理咨询师对孩子的行为进行了评估，引导她到医院接受抑郁症治疗并提出了环境改造的方案，社工则持续对母女开展支持服务，帮助她们申请司法救助。
这是一起由律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发力为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属提供帮助的典型案例。
在实践中，很多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不单纯涉及法律问题，除需要律师来帮助未成年人整理证据、要求赔偿、组织调解、参与诉讼以及开展其他法律服务工作，由于未成年人长期遭受侵害或较为严重的伤害，导致心理出现创伤，还需要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参与到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修复以及如何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等服务工作中。
“项目目前构建的是以法律为主，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新模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介绍说，首批6家项目执行社会组织中有4家具有法律背景、两家具有社工背景，且每家社会组织需至少配备5名专职人员，其中3名律师，社工和心理咨询师至少各1名。
“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社会关护等工作都需要专业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员参与。”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看来，让社工、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加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既可以提供实践样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也能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促进我国专业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
联手构建保护共同体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涉及多部门，能极大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佟丽华介绍说，项目开展两个月来，处理的很多案（事）件都是由检察院、民政部门、妇联等相关单位转介。
在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起案例中，某初二女生与同班男同学早恋，待母亲发现时，女生已怀有5个月身孕，其母亲向当地妇联求助，后经妇联转介，中心律师与当事学生、双方监护人等见面协调，在向相关人员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监护人职责等并开展大量调解工作后，双方监护人达成和解。
“社会组织要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等处理未成年人案（事）件的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佟丽华认为，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法院的少年法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共青团、妇联等都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再联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协助，形成合力，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那艳芳也指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一个重要抓手。她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例称，2018年，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率是12%，到2021年底提高到29.4%。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就是要进行考察帮教，而考察帮教工作就需要依靠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来提供支持。
为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来，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社工部主任王翠萍建议，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探索对社会组织赋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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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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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力量参与补上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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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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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忙碌几个月，几百个孩子已经直接受益。打通落实未保法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最近发布的一条朋友圈中，看似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是他和很多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有志之士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资助下，不久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启动了“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项目致力于打通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的‘最后一公里’。”佟丽华介绍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及来自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的6家社会组织，推出未成年人保护融媒体平台，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开展深入合作，及时为权益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心理、社工等服务。
确立规范化保护指引
上海一名7岁女孩遭母亲虐待，不仅要承担家务，甚至只能在厨房睡觉；沈阳一名13岁少女遭母亲男友性侵，亲生母亲在场却反劝其“忍一忍”……
作为一名多年来深耕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公益律师，佟丽华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给这些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共有13处提到了‘社会组织’，根据法律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参与政府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工作，配合政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康复救助、监护及收养评估等提供专业服务，协助司法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等工作。”佟丽华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使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成为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的重要社会服务力量。
在实际工作中，佟丽华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在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敢跟身边大人说，甚至有的监护人、亲属、邻居、教师等就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主体，这导致未成年人更不知该向谁求助。
“畅通咨询渠道和专业咨询服务可以为未成年人带来直接帮助。”这也是佟丽华推动创办这一项目的初衷。项目开展后，六省（市）联动推出了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可以解答涉及全国的未成年人法律咨询，其他省份主要为本省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咨询。除开通线下热线电话咨询服务外，6家社会组织还开通了线上咨询平台。
首批选定的几家社会组织均有着丰富的处理未成年人事务经验。比如，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就办理过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疑难案件，中心主任王惠曾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先进个人”“第一届新时代江西十大法治人物”等称号。
为保障项目规范、可持续发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制发了《遴选方案》《专业咨询服务指导手册》等，从社会组织遴选、制度建设、业务指导协调等方面开展工作，为首批示范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
“项目起步规范，制定了遴选机制、考核评估指南等，做到了制度先行和规范化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希望项目能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在服务标准、服务质量、专业水平等方面更加规范，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提供全方位专业保护
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常年被其继父猥亵，导致出现抑郁症症状。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在办理这起案件时，由律师代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心理咨询师对孩子的行为进行了评估，引导她到医院接受抑郁症治疗并提出了环境改造的方案，社工则持续对母女开展支持服务，帮助她们申请司法救助。
这是一起由律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发力为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属提供帮助的典型案例。
在实践中，很多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不单纯涉及法律问题，除需要律师来帮助未成年人整理证据、要求赔偿、组织调解、参与诉讼以及开展其他法律服务工作，由于未成年人长期遭受侵害或较为严重的伤害，导致心理出现创伤，还需要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参与到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修复以及如何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等服务工作中。
“项目目前构建的是以法律为主，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新模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介绍说，首批6家项目执行社会组织中有4家具有法律背景、两家具有社工背景，且每家社会组织需至少配备5名专职人员，其中3名律师，社工和心理咨询师至少各1名。
“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社会关护等工作都需要专业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员参与。”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看来，让社工、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加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既可以提供实践样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也能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促进我国专业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
联手构建保护共同体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涉及多部门，能极大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佟丽华介绍说，项目开展两个月来，处理的很多案（事）件都是由检察院、民政部门、妇联等相关单位转介。
在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起案例中，某初二女生与同班男同学早恋，待母亲发现时，女生已怀有5个月身孕，其母亲向当地妇联求助，后经妇联转介，中心律师与当事学生、双方监护人等见面协调，在向相关人员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监护人职责等并开展大量调解工作后，双方监护人达成和解。
“社会组织要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等处理未成年人案（事）件的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佟丽华认为，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法院的少年法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共青团、妇联等都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再联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协助，形成合力，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那艳芳也指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一个重要抓手。她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例称，2018年，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率是12%，到2021年底提高到29.4%。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就是要进行考察帮教，而考察帮教工作就需要依靠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来提供支持。
为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来，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社工部主任王翠萍建议，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探索对社会组织赋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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