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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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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28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贾桂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国际法形势和我国外交条法工作》的主旨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影响，指出国际法领域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本文是主旨报告的节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 贾桂德
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交织激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已经并将进一步产生广泛深远影响。国际法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政治安全博弈加剧，安全议题重要性上升
围绕“不使用武力”原则，俄罗斯与西方各执一词。俄罗斯提出乌东地区民族自决权、避免发生种族灭绝等多项理由，并主张西方违反北约不东扩的承诺，俄动武是为抵御西方安全威胁而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属于依据《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西方国家则将俄动武定性为“侵略”，要求通过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追责。
安全议题在全球议程中重要性上升。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脑死亡”的北约满血复活。近期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欧洲多国调整国防政策，德国大幅提升军费预算，法国提出构建“欧洲军”。俄乌冲突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平息尚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是将对欧洲安全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推动北约东扩，还发布所谓“印太战略”，搞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等。这些“小圈子”给世界和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酝酿变革，单边制裁非法性进一步凸显
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改革步履维艰。主要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推进区域经贸规则建设。二十国集团（G20）能否继续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日前，美国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不关心地区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没有关税豁免、市场准入等安排，而是强迫各国接受美国所谓的高标准，为推进其自身地缘战略服务。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公共产品武器化的种种行径，削弱了全球化底层逻辑。各国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的弊病进一步暴露，刺激了货币体系“去美元化”进程。中国作为国际稳定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批准调整特别提款权货币权重，人民币的权重上升至12.28%，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权重均相应下调。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不断升级，进一步增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边制裁违法性及严重后果。从国际法角度看，相关制裁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国家还滥施“长臂管辖”，威胁第三国配合落实制裁，明显违反国际法。同时，冻结俄央行资产甚至讨论国内立法对冻结的俄央行财产予以没收处置，破坏了主权平等、一国央行财产豁免等重要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危害性不容小觑。
三、国家集团阵营分化，可能加剧国际法碎片化
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弱。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个别国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挑动所谓民主国家对抗威权体制的叙事之争，甚至无理指责中国对国际秩序造成长期挑战，加剧国际社会阵营分化。
国际社会阵营分化导致大国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统一规则的制定实施面临更大困难，分领域菜单式合作更加受到青睐，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
四、非传统安全领域危机叠加，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更显紧迫
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亟待完善。俄乌冲突造成新一波难民潮，进一步放大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严峻挑战。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依旧严峻，欧洲对俄能源实施制裁导致反噬，完成预定减排目标面临更大困难。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
西方虽未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但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给予乌强力支持，与俄进行激烈交锋。上述领域涉及诸多现有国际规则的模糊或空白地带，包括网络空间国际法的适用、非国家行为体行为规范和责任归属等，凸显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紧迫性。
最近，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公开表示，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要主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变革涉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利设置，并将继续推动国际法体系加速演变。在国际法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结合外交条法工作实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风险挑战，为外交决策和行动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撑，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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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法视角看当前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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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2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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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28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贾桂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国际法形势和我国外交条法工作》的主旨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影响，指出国际法领域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本文是主旨报告的节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 贾桂德
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交织激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已经并将进一步产生广泛深远影响。国际法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政治安全博弈加剧，安全议题重要性上升
围绕“不使用武力”原则，俄罗斯与西方各执一词。俄罗斯提出乌东地区民族自决权、避免发生种族灭绝等多项理由，并主张西方违反北约不东扩的承诺，俄动武是为抵御西方安全威胁而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属于依据《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西方国家则将俄动武定性为“侵略”，要求通过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追责。
安全议题在全球议程中重要性上升。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脑死亡”的北约满血复活。近期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欧洲多国调整国防政策，德国大幅提升军费预算，法国提出构建“欧洲军”。俄乌冲突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平息尚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是将对欧洲安全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推动北约东扩，还发布所谓“印太战略”，搞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等。这些“小圈子”给世界和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酝酿变革，单边制裁非法性进一步凸显
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改革步履维艰。主要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推进区域经贸规则建设。二十国集团（G20）能否继续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日前，美国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不关心地区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没有关税豁免、市场准入等安排，而是强迫各国接受美国所谓的高标准，为推进其自身地缘战略服务。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公共产品武器化的种种行径，削弱了全球化底层逻辑。各国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的弊病进一步暴露，刺激了货币体系“去美元化”进程。中国作为国际稳定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批准调整特别提款权货币权重，人民币的权重上升至12.28%，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权重均相应下调。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不断升级，进一步增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边制裁违法性及严重后果。从国际法角度看，相关制裁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国家还滥施“长臂管辖”，威胁第三国配合落实制裁，明显违反国际法。同时，冻结俄央行资产甚至讨论国内立法对冻结的俄央行财产予以没收处置，破坏了主权平等、一国央行财产豁免等重要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危害性不容小觑。
三、国家集团阵营分化，可能加剧国际法碎片化
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弱。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个别国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挑动所谓民主国家对抗威权体制的叙事之争，甚至无理指责中国对国际秩序造成长期挑战，加剧国际社会阵营分化。
国际社会阵营分化导致大国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统一规则的制定实施面临更大困难，分领域菜单式合作更加受到青睐，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
四、非传统安全领域危机叠加，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更显紧迫
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亟待完善。俄乌冲突造成新一波难民潮，进一步放大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严峻挑战。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依旧严峻，欧洲对俄能源实施制裁导致反噬，完成预定减排目标面临更大困难。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
西方虽未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但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给予乌强力支持，与俄进行激烈交锋。上述领域涉及诸多现有国际规则的模糊或空白地带，包括网络空间国际法的适用、非国家行为体行为规范和责任归属等，凸显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紧迫性。
最近，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公开表示，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要主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变革涉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利设置，并将继续推动国际法体系加速演变。在国际法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结合外交条法工作实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风险挑战，为外交决策和行动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撑，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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