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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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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党龄50年
1969年初,16岁的我应征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海军南海舰队某观通大队,任大队部通讯员。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海防最前沿的万山群岛,毗邻香港澳门,东指台湾。当时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敌情通报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大队首长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打起仗来怕不怕,我说不怕。首长拍拍我肩膀说:“好样的。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到时跟着我就行。”那次谈话既和蔼又严肃,最后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我刚17岁,行吗?首长说特殊时期可以破例。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干脆爬起来,一鼓作气,写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得很简单,通篇是请党考验自己,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第二天,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大队首长。不久,组织委派给养员王晶和一位参谋作为我的专职培养人。从那天起,我就学着身边党员的样子,以他们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样样工作抢在前面,时常受到首长表扬和同志们的夸赞。 临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我们一天24小时枪不离身,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有一天晚上防空演习,我突然觉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演习结束回到房间,又正常了。接连几天,一到晚上外出便什么也看不清,就像瞎了一样,而白天又跟正常人一样。这下我可慌神了,演习、训练大都在晚上进行,眼睛坏了怎么行呢?我没敢声张,偷偷跑到卫生队询诊。医生说我得了夜盲症,得住院治疗。我恳求医生,千万别把病情告诉首长。我好说歹说,医生终于答应我的恳求,给我一大瓶鱼肝油和维生素,反复嘱咐我晚上尽量别外出,不然会出危险的。 我暗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一方面按时吃药,希望尽快治愈;一方面充分利用白天时间,模拟夜间训练,蒙起眼睛练习拆卸枪支,以响声作为目标练习射击等等。从大队部快速跑进防空坑道,平时这条最熟悉不过的道路,蒙起眼睛走,却是另一种陌生感觉。我一遍一遍地练习,关键地段要准确量好步数。练习中一不小心就摔跤,腿被路边灌木刺条划出道道口子,我咬紧牙关强忍着。经过几天的磨练,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快,方向越来越准。 一天夜间,防空警报又响了。夜幕下我虽然睁着双眼,实际和盲人没什么两样,紧跟大队首长迅速进入坑道指挥位置。身边的人没有看出一点破绽,我成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夜盲症状逐渐消失。大队首长知道后,批评我没有如实报告。随着战备形势逐渐缓解,仗最终没有打起来。大队召开了总结表彰会,会上我受到嘉奖表扬。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部队还把喜报寄到家里。 一天,王晶找我谈话,说大队党委同意发展我入党,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一阵才说:“我真的想入党,但又觉得离党员的标准有差距,再说我还不到18周岁,要不请组织再考验一段时间。”党组织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待我年满18岁再履行入党手续。 不久,我被临时调到上级机关帮助工作,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的有关材料没有转来。完成临时任务后,又调回到观通站当了油机发电兵,入党的事也随着这些变化耽搁下来。 1971年初,我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这次组织关系也转到机关。对我的组织培养考察衔接上了,经过半年多考察,9月7日党组织正式接纳我入党。那时没有预备期,从党组织通过的那天起,我就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了。那天夜里,我整夜未眠。细想起来,我从提出入党申请,到正式入党,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其间,取得进步受到表扬时,我没有骄傲,没有沾沾自喜;经历坎坷不顺时,我没有消沉,没有气馁。那段时期,是我人生第一个政治成熟期。 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那个美好的时期,忘不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进步、指引我走向政治成熟道路的部队首长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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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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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2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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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党龄50年
1969年初,16岁的我应征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海军南海舰队某观通大队,任大队部通讯员。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海防最前沿的万山群岛,毗邻香港澳门,东指台湾。当时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敌情通报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大队首长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打起仗来怕不怕,我说不怕。首长拍拍我肩膀说:“好样的。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到时跟着我就行。”那次谈话既和蔼又严肃,最后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我刚17岁,行吗?首长说特殊时期可以破例。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干脆爬起来,一鼓作气,写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得很简单,通篇是请党考验自己,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第二天,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大队首长。不久,组织委派给养员王晶和一位参谋作为我的专职培养人。从那天起,我就学着身边党员的样子,以他们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样样工作抢在前面,时常受到首长表扬和同志们的夸赞。 临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我们一天24小时枪不离身,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有一天晚上防空演习,我突然觉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演习结束回到房间,又正常了。接连几天,一到晚上外出便什么也看不清,就像瞎了一样,而白天又跟正常人一样。这下我可慌神了,演习、训练大都在晚上进行,眼睛坏了怎么行呢?我没敢声张,偷偷跑到卫生队询诊。医生说我得了夜盲症,得住院治疗。我恳求医生,千万别把病情告诉首长。我好说歹说,医生终于答应我的恳求,给我一大瓶鱼肝油和维生素,反复嘱咐我晚上尽量别外出,不然会出危险的。 我暗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一方面按时吃药,希望尽快治愈;一方面充分利用白天时间,模拟夜间训练,蒙起眼睛练习拆卸枪支,以响声作为目标练习射击等等。从大队部快速跑进防空坑道,平时这条最熟悉不过的道路,蒙起眼睛走,却是另一种陌生感觉。我一遍一遍地练习,关键地段要准确量好步数。练习中一不小心就摔跤,腿被路边灌木刺条划出道道口子,我咬紧牙关强忍着。经过几天的磨练,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快,方向越来越准。 一天夜间,防空警报又响了。夜幕下我虽然睁着双眼,实际和盲人没什么两样,紧跟大队首长迅速进入坑道指挥位置。身边的人没有看出一点破绽,我成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夜盲症状逐渐消失。大队首长知道后,批评我没有如实报告。随着战备形势逐渐缓解,仗最终没有打起来。大队召开了总结表彰会,会上我受到嘉奖表扬。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部队还把喜报寄到家里。 一天,王晶找我谈话,说大队党委同意发展我入党,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一阵才说:“我真的想入党,但又觉得离党员的标准有差距,再说我还不到18周岁,要不请组织再考验一段时间。”党组织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待我年满18岁再履行入党手续。 不久,我被临时调到上级机关帮助工作,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的有关材料没有转来。完成临时任务后,又调回到观通站当了油机发电兵,入党的事也随着这些变化耽搁下来。 1971年初,我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这次组织关系也转到机关。对我的组织培养考察衔接上了,经过半年多考察,9月7日党组织正式接纳我入党。那时没有预备期,从党组织通过的那天起,我就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了。那天夜里,我整夜未眠。细想起来,我从提出入党申请,到正式入党,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其间,取得进步受到表扬时,我没有骄傲,没有沾沾自喜;经历坎坷不顺时,我没有消沉,没有气馁。那段时期,是我人生第一个政治成熟期。 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那个美好的时期,忘不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进步、指引我走向政治成熟道路的部队首长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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