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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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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迎来送往被视为是人之常情，官场之上更是如此。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文人士大夫待遇优厚，生活优渥，使得相互之间迎来送往成了官场文化的重要部分。但这种官场之上的迎来送往在应酬的幌子下，也加剧了请托送礼的不正之风，影响了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虽然北宋王朝建立后，对官场之上的迎来送往也有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御史等特殊岗位的官员不得参与各类应酬，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苏轼等士大夫之间的应酬交往来看，可以看到这种官场之上迎来送往的风气是比较普遍的。为此，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至迟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对这种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行为，以禁令的方式，从法律上进行规范和限制，成为廉政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当时相关的禁令规定来看，对官场迎来送往规制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一般官员，尤其是地方的文武官员，非因公务需要，不得擅自拜访上司及会见宾客。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就曾规定，“州县官吏毋得迎送过客”；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也规定：地方文武官员除职事相干及亲戚外，“其往谒及接见宾客，违法并见之者，各杖一百”。
第二类是负有监察职能的官员，如转运使、提刑使等被称为“监司”的官员。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就规定：诸路监司及属官出差，非因公务，“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二年，仍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大观二年（1108年）又规定：监司及属官出差除正常公务接待外，“别作诸般名目收受”的，按照监主自盗论处，而且“许人陈告”。
第三类是执政大臣及司法机关等特殊岗位的官员，对这些人历来是有专门要求的。元丰二年（1079年）曾规定：“大理寺官属，可依御史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而对执政大臣接见宾客，虽然已有约束，但别人往往通过其亲属子弟借谒见之际打通关节。因此，元丰四年（1081年）由中书省立法，“执政官在京，本宗有服亲戚非职事相干及亲属，不得往还看谒。违者，并往还之人各杖一百”。
此外，对官场之上正常的迎来送往活动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官员因公赴任出差等，地方官虽然有义务安排接待所需的劳役和交通工具，但不得超标，不得因此而“非理扰民”。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规定：“臣僚赴任、罢任不得差店户百姓担擎物色及借车牛。”其次是不得接受地方官员的馈送。
南宋建立之初，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作为严厉整顿吏治、预防和惩治贪赃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规制官场迎来送往在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就以“军兴之际，州郡将迎送谒，妨废日力”为由，下令南方各地知州通判等，“今后并不许出谒及受谒、接送，违者徒三年。虽监司亦不许接送”，而且“官属非实缘干办事，妄作名目，辄求出差，与差者各徒二年”。到了绍兴年间，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也不断发布禁令，约束官场上的迎来送往。
与此前历朝历代相比，南宋对官场迎来送往行为除了发布禁令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了《庆元条法事类》，这部法典采取的是分门别类汇集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的体例，按照门类将相关规定汇编在一起。其中《职制门》的“禁谒”“迎送宴会”“馈送”等门类，就对迎来送往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首先，关于官员拜访及会见接待宾客的限制。《庆元条法事类》延续了北宋关于非公务需要严格限制官场迎来送往的规定，对拜访及接待宾客等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诸知州通判县令，非假日辄出谒及宾客受谒者，各徒一年”。而且对官员子弟亲属也有同样的限制，如《职制令》规定：监司和知州、通判等“不得令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其子弟亲属亦不许自接见”。违反者，按照《职制敕》的规定：“令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并见之者，各杖八十。”
其次，关于公务接待的限制。南宋同北宋时一样，对官场之上的公务接待按照官员的职务、品级等有明确的标准。如《仪制令》规定：“诸臣僚过州、县、镇、寨，非泛遣使命及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若本处见任、罢任官者，官吏不得迎送。”如果超标，或是违反标准的规定，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如《职制敕》规定：“诸发运监司预妓乐宴会”的，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的，各杖一百。
其三，关于迎来送往过程中收受财物的限制。礼尚往来是古代官场的习俗，也可以说是一种陋习，南宋也不例外。但这种礼尚往来往往又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庆元条法事类》中，对迎来送往过程中收受礼物特别是钱财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不得借正常接待巧立名目索取钱财。《职制敕》规定：官员“应迎送，辄以船脚之类为名，需索钱物入己，坐赃论”。针对将正常接待的酒食费用折算成现钱收受的行为，《公用令》明确规定，“诸公使宴会，并不得折算价钱”；《仪制令》也规定：“应受酒食之类，辄受折送钱者，许互察。”违者按照受馈送法论处。
二是不得在正常接待之外收受钱财。根据《职制敕》的规定，监司和州县长官等及随行吏员参加下属安排的公务接待时，“受例外供馈，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按照《宋刑统·职制律》的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如果是朝廷派遣的使者接受供给馈送的，“以自盗论”，按照《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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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法律如何规制官场迎来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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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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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迎来送往被视为是人之常情，官场之上更是如此。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文人士大夫待遇优厚，生活优渥，使得相互之间迎来送往成了官场文化的重要部分。但这种官场之上的迎来送往在应酬的幌子下，也加剧了请托送礼的不正之风，影响了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虽然北宋王朝建立后，对官场之上的迎来送往也有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御史等特殊岗位的官员不得参与各类应酬，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苏轼等士大夫之间的应酬交往来看，可以看到这种官场之上迎来送往的风气是比较普遍的。为此，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至迟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对这种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行为，以禁令的方式，从法律上进行规范和限制，成为廉政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当时相关的禁令规定来看，对官场迎来送往规制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一般官员，尤其是地方的文武官员，非因公务需要，不得擅自拜访上司及会见宾客。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就曾规定，“州县官吏毋得迎送过客”；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也规定：地方文武官员除职事相干及亲戚外，“其往谒及接见宾客，违法并见之者，各杖一百”。
第二类是负有监察职能的官员，如转运使、提刑使等被称为“监司”的官员。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就规定：诸路监司及属官出差，非因公务，“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二年，仍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大观二年（1108年）又规定：监司及属官出差除正常公务接待外，“别作诸般名目收受”的，按照监主自盗论处，而且“许人陈告”。
第三类是执政大臣及司法机关等特殊岗位的官员，对这些人历来是有专门要求的。元丰二年（1079年）曾规定：“大理寺官属，可依御史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而对执政大臣接见宾客，虽然已有约束，但别人往往通过其亲属子弟借谒见之际打通关节。因此，元丰四年（1081年）由中书省立法，“执政官在京，本宗有服亲戚非职事相干及亲属，不得往还看谒。违者，并往还之人各杖一百”。
此外，对官场之上正常的迎来送往活动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官员因公赴任出差等，地方官虽然有义务安排接待所需的劳役和交通工具，但不得超标，不得因此而“非理扰民”。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规定：“臣僚赴任、罢任不得差店户百姓担擎物色及借车牛。”其次是不得接受地方官员的馈送。
南宋建立之初，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作为严厉整顿吏治、预防和惩治贪赃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规制官场迎来送往在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就以“军兴之际，州郡将迎送谒，妨废日力”为由，下令南方各地知州通判等，“今后并不许出谒及受谒、接送，违者徒三年。虽监司亦不许接送”，而且“官属非实缘干办事，妄作名目，辄求出差，与差者各徒二年”。到了绍兴年间，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也不断发布禁令，约束官场上的迎来送往。
与此前历朝历代相比，南宋对官场迎来送往行为除了发布禁令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了《庆元条法事类》，这部法典采取的是分门别类汇集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的体例，按照门类将相关规定汇编在一起。其中《职制门》的“禁谒”“迎送宴会”“馈送”等门类，就对迎来送往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首先，关于官员拜访及会见接待宾客的限制。《庆元条法事类》延续了北宋关于非公务需要严格限制官场迎来送往的规定，对拜访及接待宾客等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诸知州通判县令，非假日辄出谒及宾客受谒者，各徒一年”。而且对官员子弟亲属也有同样的限制，如《职制令》规定：监司和知州、通判等“不得令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其子弟亲属亦不许自接见”。违反者，按照《职制敕》的规定：“令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并见之者，各杖八十。”
其次，关于公务接待的限制。南宋同北宋时一样，对官场之上的公务接待按照官员的职务、品级等有明确的标准。如《仪制令》规定：“诸臣僚过州、县、镇、寨，非泛遣使命及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若本处见任、罢任官者，官吏不得迎送。”如果超标，或是违反标准的规定，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如《职制敕》规定：“诸发运监司预妓乐宴会”的，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的，各杖一百。
其三，关于迎来送往过程中收受财物的限制。礼尚往来是古代官场的习俗，也可以说是一种陋习，南宋也不例外。但这种礼尚往来往往又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庆元条法事类》中，对迎来送往过程中收受礼物特别是钱财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不得借正常接待巧立名目索取钱财。《职制敕》规定：官员“应迎送，辄以船脚之类为名，需索钱物入己，坐赃论”。针对将正常接待的酒食费用折算成现钱收受的行为，《公用令》明确规定，“诸公使宴会，并不得折算价钱”；《仪制令》也规定：“应受酒食之类，辄受折送钱者，许互察。”违者按照受馈送法论处。
二是不得在正常接待之外收受钱财。根据《职制敕》的规定，监司和州县长官等及随行吏员参加下属安排的公务接待时，“受例外供馈，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按照《宋刑统·职制律》的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如果是朝廷派遣的使者接受供给馈送的，“以自盗论”，按照《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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