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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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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赵 晨
“原告主张被告的大米研磨机米室结构构成侵权，在技术上属于流体力学的范畴。”前不久，安徽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一起大米研磨机专利侵权案件时，就遇到了这样超纲的“技术难题”。
对此，法官请来“专业外援”，从技术调查官名录中选择一名从事流体力学研究的专家作为技术调查官参与该案审理。法官与技术调查官来到被告工厂，对侵权设备进行拆解，对设备整体结构进行了比对，明确了原被告技术方案的异同。同时，技术调查官还查阅了专利授权文件，确定了创造性特征，出具专家意见书，认定被告产品没有落入原告的专利保护范围。据此，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建立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是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完善司法保护机制的抓手之一。《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8月，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成立，负责审理全省范围的专利、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等一审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合肥辖区的商标、著作权的一二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其中，不乏涉半导体、生物制药等“高精尖”案件，专业技术性较强。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李亚娟说，为提高技术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中立性、科学性，法庭制定了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智库专家管理办法，选聘覆盖各个专业领域的200名智库专家、50名技术调查官参与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智库专家能够运用其专业知识，以接受合议庭（法官）的咨询、参与论证等形式提供专家意见。技术调查官也包含在智库专家内，遇到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时，可以指派其参与诉讼活动。目前，技术调查官已参与案件审理200余件。
举证难、赔偿难是知识产权案件维权痛点。法庭制作知识产权《诉讼指导手册》等，引导权利人利用公证、电子证据留存等方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加大对证据规则、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等情况的释明，降低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和风险，提高当事人举证的准确率，并不断加大保全措施、调查取证的力度，缓解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举证困难。2021年，法庭开展各类证据保全30余次，签发调查令300余份，开展财产保全100余次，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物证是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极度依赖和最为核心的证据形式。”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负责人张勇告诉记者，随着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物证存在灭失、损毁的风险，为此该法庭探索制定民事案件物证处理规定，对物证处理的责任主体、处理流程等进行规范，加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物证的精细化管理，封堵物证处理现状中存在的漏洞或隐患，确保办案质量经得住时间考验。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不仅办理“高精尖”案件，还审结了一批涉“罍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自主品牌案件，饱含浓浓“烟火气”。办案中，法庭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积极对接安徽知识产权局所属的专利纠纷调解中心，诉前调解案件236件。与市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设立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在安徽创新馆等科创成果大量涌现的区域成立巡回法庭和法官工作室，现场开展释法工作，让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司法裁判的指引。
张勇告诉记者，下一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还将进一步优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及知识产权物证管理机制，在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证据取证指引上开展有益探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实现提质和增效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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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超纲“技术难题” 优化物证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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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探索提质增效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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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4-2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平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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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赵 晨
“原告主张被告的大米研磨机米室结构构成侵权，在技术上属于流体力学的范畴。”前不久，安徽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一起大米研磨机专利侵权案件时，就遇到了这样超纲的“技术难题”。
对此，法官请来“专业外援”，从技术调查官名录中选择一名从事流体力学研究的专家作为技术调查官参与该案审理。法官与技术调查官来到被告工厂，对侵权设备进行拆解，对设备整体结构进行了比对，明确了原被告技术方案的异同。同时，技术调查官还查阅了专利授权文件，确定了创造性特征，出具专家意见书，认定被告产品没有落入原告的专利保护范围。据此，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建立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是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完善司法保护机制的抓手之一。《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8月，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成立，负责审理全省范围的专利、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等一审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合肥辖区的商标、著作权的一二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其中，不乏涉半导体、生物制药等“高精尖”案件，专业技术性较强。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李亚娟说，为提高技术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中立性、科学性，法庭制定了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智库专家管理办法，选聘覆盖各个专业领域的200名智库专家、50名技术调查官参与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智库专家能够运用其专业知识，以接受合议庭（法官）的咨询、参与论证等形式提供专家意见。技术调查官也包含在智库专家内，遇到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时，可以指派其参与诉讼活动。目前，技术调查官已参与案件审理200余件。
举证难、赔偿难是知识产权案件维权痛点。法庭制作知识产权《诉讼指导手册》等，引导权利人利用公证、电子证据留存等方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加大对证据规则、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等情况的释明，降低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和风险，提高当事人举证的准确率，并不断加大保全措施、调查取证的力度，缓解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举证困难。2021年，法庭开展各类证据保全30余次，签发调查令300余份，开展财产保全100余次，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物证是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极度依赖和最为核心的证据形式。”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负责人张勇告诉记者，随着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物证存在灭失、损毁的风险，为此该法庭探索制定民事案件物证处理规定，对物证处理的责任主体、处理流程等进行规范，加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物证的精细化管理，封堵物证处理现状中存在的漏洞或隐患，确保办案质量经得住时间考验。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不仅办理“高精尖”案件，还审结了一批涉“罍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自主品牌案件，饱含浓浓“烟火气”。办案中，法庭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积极对接安徽知识产权局所属的专利纠纷调解中心，诉前调解案件236件。与市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设立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在安徽创新馆等科创成果大量涌现的区域成立巡回法庭和法官工作室，现场开展释法工作，让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司法裁判的指引。
张勇告诉记者，下一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还将进一步优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及知识产权物证管理机制，在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证据取证指引上开展有益探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实现提质和增效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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