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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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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元宵节后，一场瑞雪普降龙城。
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5层的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
“30年警龄、23年党龄教给我的就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想着为老百姓办实事儿。”近一年没见，杨蓉依然那么健谈，依然那么风风火火。
从1992年参加工作，杨蓉从辖区群众眼里的“小丫头”逐渐成长为值得信赖的警官“杨姐”，从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成长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5月，杨蓉接到通知，到市局人口支队挂职副支队长。
“组织让我到市局挂职，我服从组织安排，但人到了机关，工作却没有离开基层。现在的工作与全市141个派出所900余名社区民警紧紧相关，主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蓉多年来一直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杨蓉就提出了打造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建议。如今主抓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同样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能有效防范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矛盾引发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有效遏制“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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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而来，熟知基层工作的薄弱环节。用杨蓉的话说，工作起来更加“精准”。
“面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报警，过去派出所民警的处理方式基本都是现场控制事态不要恶化，说开就走。至于矛盾纠纷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基本上不掌握。”杨蓉说，疙瘩解不开，要么出现重复警情，要么可能成为“民转刑、刑转命”案件。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杨蓉深知，预防此类案件发生，必须从源头入手，从根本上解决。
为此，杨蓉带头研发了钉钉工作平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模块。该模块运用掌上警务理念，连接110接处警系统，将涉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警情推送至社区民警。按照“五色”分级预警机制，社区民警与网格员信息共享、协商联动调解，化解结果通过钉钉平台反馈上报。
“模块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四级盯办，即社区民警盯办纠纷警情并持续跟踪回访，对化解工作中发现的高危人员重点筛查、重点回访、逐人建档，有难度的要及时汇报党委政府；分局人口大队盯办未化解的纠纷警情，指导派出所化解；人口支队盯办重复警情和未化解的三级以上纠纷警情并及时分析预警，推送各分局并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多元化解；主要负责同志紧盯重点纠纷警情，特别是有影响的舆情，协调当地党委政府研究化解方案，从根源消除隐患。”杨蓉告诉记者。
模块运行以来，涉婚姻家庭及邻里纠纷类警情实现大幅下降，尤其是涉此领域的重复警情降幅达97%。
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杨蓉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但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多且杂，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以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例，不同地区牵头部门不同，参与部门不同，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职能存在交叉，形式更是五花八门。”杨蓉认为，应该从法律层面进行统筹规范，制定一部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法，让城乡社区治理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
为此，杨蓉专门到太原市社区服务中心与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之后又跑了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泽区及古交市的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座谈，之前的想法也更加成熟：城乡社区治理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坚持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将城乡社区治理纳入法治化，将更加有助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经济建设重要部署及惠民利民政策落地，也将推动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杨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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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杨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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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社区治理应纳入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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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2-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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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元宵节后，一场瑞雪普降龙城。
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5层的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
“30年警龄、23年党龄教给我的就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想着为老百姓办实事儿。”近一年没见，杨蓉依然那么健谈，依然那么风风火火。
从1992年参加工作，杨蓉从辖区群众眼里的“小丫头”逐渐成长为值得信赖的警官“杨姐”，从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成长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5月，杨蓉接到通知，到市局人口支队挂职副支队长。
“组织让我到市局挂职，我服从组织安排，但人到了机关，工作却没有离开基层。现在的工作与全市141个派出所900余名社区民警紧紧相关，主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蓉多年来一直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杨蓉就提出了打造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建议。如今主抓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同样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能有效防范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矛盾引发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有效遏制“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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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而来，熟知基层工作的薄弱环节。用杨蓉的话说，工作起来更加“精准”。
“面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报警，过去派出所民警的处理方式基本都是现场控制事态不要恶化，说开就走。至于矛盾纠纷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基本上不掌握。”杨蓉说，疙瘩解不开，要么出现重复警情，要么可能成为“民转刑、刑转命”案件。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杨蓉深知，预防此类案件发生，必须从源头入手，从根本上解决。
为此，杨蓉带头研发了钉钉工作平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模块。该模块运用掌上警务理念，连接110接处警系统，将涉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警情推送至社区民警。按照“五色”分级预警机制，社区民警与网格员信息共享、协商联动调解，化解结果通过钉钉平台反馈上报。
“模块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四级盯办，即社区民警盯办纠纷警情并持续跟踪回访，对化解工作中发现的高危人员重点筛查、重点回访、逐人建档，有难度的要及时汇报党委政府；分局人口大队盯办未化解的纠纷警情，指导派出所化解；人口支队盯办重复警情和未化解的三级以上纠纷警情并及时分析预警，推送各分局并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多元化解；主要负责同志紧盯重点纠纷警情，特别是有影响的舆情，协调当地党委政府研究化解方案，从根源消除隐患。”杨蓉告诉记者。
模块运行以来，涉婚姻家庭及邻里纠纷类警情实现大幅下降，尤其是涉此领域的重复警情降幅达97%。
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杨蓉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但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多且杂，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以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例，不同地区牵头部门不同，参与部门不同，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职能存在交叉，形式更是五花八门。”杨蓉认为，应该从法律层面进行统筹规范，制定一部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法，让城乡社区治理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
为此，杨蓉专门到太原市社区服务中心与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之后又跑了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泽区及古交市的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座谈，之前的想法也更加成熟：城乡社区治理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坚持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将城乡社区治理纳入法治化，将更加有助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经济建设重要部署及惠民利民政策落地，也将推动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杨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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