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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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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有何特点，检察机关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领域工作进展如何？对下一步的工作有哪些更深的考虑？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司长李桂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检察蓝”守护“革命红”成效明显
记者：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检察机关在红色资源保护方面工作进展如何？
胡卫列：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两会，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提出建议和提案。截至2021年5月，全国共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20个省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英烈纪念设施、红色文化资源等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近年来，多个省份积极推动“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总的看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推动形成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保护合力形成了高度共识。
最高检坚决贯彻中央部署，积极回应人民关切，经与相关部委沟通，将“推动文物保护法修改时单设公益诉讼条款”“部署开展革命文物保护等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作为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改革任务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2019年至2021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5800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4800余件，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60余件。
2021年4月，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各地结合实际迅速部署落实，吉林、辽宁、陕西、湖南等地检察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以“检察蓝”守护“革命红”，取得明显成效。
此次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展现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的经验成效，引导各地持续发挥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检察机关开展红色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我们将继续深化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总结宣传各地经验做法，适时发布第二批典型案例，协同有关职能部门统筹做好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运用的“大文章”。
多元公益保护手段协同共治
记者：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有什么特点？
胡卫列：此次发布的14起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涉案红色资源类型丰富。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保安革命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4件，涉案红色资源类型丰富，有陕西省志丹县的保安革命旧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涉及红军、新四军的革命旧址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红色遗存，如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重要战斗地点之一的贵州省遵义市刀靶水红色遗址；还有特殊历史时期的红色资源，如“两弹一星”诞生地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军事遗迹等。
二是公益保护手段多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从案件类型看，既有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也有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监督案件；从办案方式看，检察机关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公开听证、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积极整改；从办案模式看，有的是省级院自办案件、检察长带头办案，有的是以专项带全局、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如浙江省开化县检察院督促保护红色革命史迹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有的是地方检察院与军事检察院、铁路检察院开展跨区域协作，如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西宁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等。
三是注重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协同共治。检察机关主动与地方政府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提升协同共治效能，让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活起来”。
如广东省台山市检察院、广州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鸡罩山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向有关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相关烈士资料，为每个烈士重新制作了墓碑，让曾经的无名烈士重新为大家所铭记。江西省宜丰县检察院督促保护熊雄烈士故居行政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协助行政机关积极向县政府申请资金支持，拨付225万元用于熊雄故居周边建设秀美乡村项目，将红色资源保护与秀美乡村建设相融合，提升红色资源保护质效。
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办案促进综合治理，推动了各地完善文物保护地方性立法。
合作开展县级及以下设施保护
记者：在烈士纪念设施、英烈权益保护等方面，退役军人事务部与最高检有什么合作计划？
李桂广：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文物保护部门、检察机关等共同推动。目前，国家级、省级等县级以上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总体情况比较好，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的部分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还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帮助推动解决了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中诸多老大难问题。我们一直积极与最高检协同共为，将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协作配合，以检察公益诉讼助力推进英烈权益、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最高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动，这是我们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实行三周年之际，在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领域的一次新的尝试。深化落实相关意见、通知精神，加强协作配合，充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及烈士纪念设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推动长效机制建设。
本报北京6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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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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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和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负责人就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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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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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有何特点，检察机关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领域工作进展如何？对下一步的工作有哪些更深的考虑？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司长李桂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检察蓝”守护“革命红”成效明显
记者：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检察机关在红色资源保护方面工作进展如何？
胡卫列：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两会，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提出建议和提案。截至2021年5月，全国共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20个省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英烈纪念设施、红色文化资源等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近年来，多个省份积极推动“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总的看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推动形成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保护合力形成了高度共识。
最高检坚决贯彻中央部署，积极回应人民关切，经与相关部委沟通，将“推动文物保护法修改时单设公益诉讼条款”“部署开展革命文物保护等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作为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改革任务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2019年至2021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5800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4800余件，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60余件。
2021年4月，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各地结合实际迅速部署落实，吉林、辽宁、陕西、湖南等地检察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以“检察蓝”守护“革命红”，取得明显成效。
此次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展现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的经验成效，引导各地持续发挥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检察机关开展红色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我们将继续深化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总结宣传各地经验做法，适时发布第二批典型案例，协同有关职能部门统筹做好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运用的“大文章”。
多元公益保护手段协同共治
记者：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有什么特点？
胡卫列：此次发布的14起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涉案红色资源类型丰富。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保安革命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4件，涉案红色资源类型丰富，有陕西省志丹县的保安革命旧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涉及红军、新四军的革命旧址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红色遗存，如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重要战斗地点之一的贵州省遵义市刀靶水红色遗址；还有特殊历史时期的红色资源，如“两弹一星”诞生地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军事遗迹等。
二是公益保护手段多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从案件类型看，既有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也有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监督案件；从办案方式看，检察机关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公开听证、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积极整改；从办案模式看，有的是省级院自办案件、检察长带头办案，有的是以专项带全局、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如浙江省开化县检察院督促保护红色革命史迹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有的是地方检察院与军事检察院、铁路检察院开展跨区域协作，如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西宁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铁道兵英烈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等。
三是注重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协同共治。检察机关主动与地方政府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提升协同共治效能，让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活起来”。
如广东省台山市检察院、广州军事检察院督促保护鸡罩山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向有关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相关烈士资料，为每个烈士重新制作了墓碑，让曾经的无名烈士重新为大家所铭记。江西省宜丰县检察院督促保护熊雄烈士故居行政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协助行政机关积极向县政府申请资金支持，拨付225万元用于熊雄故居周边建设秀美乡村项目，将红色资源保护与秀美乡村建设相融合，提升红色资源保护质效。
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办案促进综合治理，推动了各地完善文物保护地方性立法。
合作开展县级及以下设施保护
记者：在烈士纪念设施、英烈权益保护等方面，退役军人事务部与最高检有什么合作计划？
李桂广：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文物保护部门、检察机关等共同推动。目前，国家级、省级等县级以上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总体情况比较好，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的部分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还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帮助推动解决了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中诸多老大难问题。我们一直积极与最高检协同共为，将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协作配合，以检察公益诉讼助力推进英烈权益、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最高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动，这是我们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实行三周年之际，在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领域的一次新的尝试。深化落实相关意见、通知精神，加强协作配合，充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及烈士纪念设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推动长效机制建设。
本报北京6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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