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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胡妮娜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在绍兴召开全省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专题会议，学习推广以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促进社会治理的“绍兴经验”。
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从一座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发展为一座拥抱数字化改革的现代化新城，数字检察一马当先、功不可没。
自2018年以来，绍兴市检察院自主研发了智慧检察监督平台、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刑事财产刑执行一体化系统、社区矫正智慧监督软件等一系列数字检察应用，涵盖虚假诉讼、保险诈骗等领域20多种法律监督模式，走出了一条检察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子，开创了一片法律监督的新天地。
绍兴市检察院检察长翁跃强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数字检察带来了检察办案机制、方式、手段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依托数字检察应用，绍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数据呈翻倍式上升，2020年全年与2017年相比，移送刑事案件线索数比启动前上升10.6倍，立案监督数上升38.23%，纠正漏捕数上升14.8倍，纠正漏诉数上升161%，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共145件，为法治建设打好‘补丁’，切实推动司法办案更精准公正，把数字检察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全面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自主研发 推动数字检察应用
绍兴市检察院大楼第15层，一间放满了电脑的办公室，程序员正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一旁，一名检察官正在讲述着自己的大数据筛查需求。
这是在15楼近两年来常见的一个场景。在这里，软件开发程序团队长期入驻，运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检察机关解决挖掘监督案件线索中遇到的问题。
“数字检察多个应用，都是根据检察官办案需要‘点菜下单’而进行研发。”绍兴市检察院技术负责人高峰告诉记者，检察机关根据办案实践要求，随时提供鲜活的任务需求和专业经验，开发人员据此进行程序设计，并根据办案遇到的问题随时调整程序设计方案。
今年初被最高检评为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的曾于生，2017年成了绍兴民事检察工作的部门负责人，面对每年约10万份民事裁判文书，如何开展有效监督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2017年12月，绍兴市检察机关探索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开展检察监督，这让曾于生想到了利用软件开发，对海量裁判文书进行筛选摸排监督线索。
结合浙江民间资本活跃，虚假民事诉讼频发等特点，曾于生决定以虚假诉讼为突破口，和部门同事整理归纳裁判文书要素，提炼梳理检察监督要点，一次次与软件开发人员沟通系统设计细节，再一次次地反复测试软件运行效果。
经过20余次修改，2018年5月，“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在绍兴市检察院试运行。
曾于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试运行情形，在会议室的LED大屏幕上，数据缓冲几秒后，大屏幕上出现了系统判断存在问题“危险系数”较高的异常案件排列表，一下子发现了大量虚假诉讼线索，有力破解法律监督案源线索匮乏这一源头难题。
而今，“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也已走出绍兴，被最高检在全国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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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让绍兴检察更加坚定了走数字检察之路的信心。
2019年5月，绍兴市检察院成立了由翁跃强任组长的智慧检察工作领导小组，以数字检察为突破口，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监督装上“最强大脑”，构建起“数字赋能检察，线索引导监督，监督助力治理”的法律监督绍兴模式。
如今，绍兴检察机关已经拥有了自主研发的智慧检察监督平台、刑事财产刑执行一体化系统、社区矫正智慧监督软件、刑期计算智慧纠错系统等系列智慧软件，给法律监督提供强大动能。
数据扩容 深挖案件监督线索
在绍兴，以大数据意识、数字化思维模式入手，深挖办理案件中的监督线索，已成为检察官日常办案的共识。
202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绍兴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彭某虚假诉讼系列监督案，捣毁10余人涉黑团伙，主犯获刑21年，其中数字检察功不可没。
在办理吸毒人员蒋某容留他人吸毒案中，承办检察官发现，蒋某在被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后，故意编造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情节，意图通过将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程序，以被判处3至5个月的轻刑来逃避长达2年的强制戒毒。
这是个案还是另有玄机？
为回答这个疑问，办案人员立即请检察技术部门，对刑事裁判文书开展大数据分析。
让数据分析“开口说话”，监督线索就“自动上门”了。
结果发现，绍兴全市200余件涉及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犯罪均有获轻刑的判决，涉案人员均因吸毒被抓获，在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二年后，有的立即主动交代类似盗窃等轻刑犯罪行为，获刑大多为数月，而刑期结束后，均未执行剩余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绍兴市检察院立即发出专项检察建议，开展违法犯罪人员“应执未执”专项自查清理工作，至今已追回61名以类似方法逃避强制戒毒的吸毒人员继续执行强制戒毒，堵住了漏洞。
如何把沉睡的大数据唤醒，让它满足于检察监督的需要，也成为绍兴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建设的重点任务。
基于此，绍兴市检察院在已实现对接的12345政务热线等基础上，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收集各类数据信息。
2020年3月，绍兴市委出台《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当年5月，绍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加强行政检察工作的若干意见》，6月，绍兴市人大出台《关于加强和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一系列文件出台，为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间的数据联通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全面启动数字检察模式后，随着数据库扩容，检察监督的案源渠道被充分打开，线索成批量出现。
顺势而为，绍兴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了线索管理机制，将所有法律监督线索归口到12309举报中心。
在这一全新“法律监督指挥部”，线索查处有人跟踪、有人督办，防止线索流失，有效提升法律监督线索的成案率。
2018年以来，绍兴市检察监督数据均呈现翻倍式上升。
在刑事检察方面，2020年全年移送刑事案件线索数较2017年上升10.6倍，其中向公安机关移送“套路贷”等涉黑恶线索44件，批捕68人。2020年，经监督立案、纠正漏诉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30人、无期徒刑3人，占浙江省20%。
在民事检察方面，每年监督虚假诉讼案件数均翻倍增长，其中，2019年增长到221件，监督改判数约占全省四分之一，2020年共对396件虚假诉讼案件提出监督意见，成效明显。
精准监督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在翁跃强看来，数据对法律监督工作具有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融合上，要全面贯彻数字化思维，要让办案检察官有大数据意识，通过从类案监督办理出发，发现背后普遍存在的职能、监管的缺失，让法律监督更加精准。
怎样办理类案，精准监督，嵊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温一浩找到了答案。
2019年8月，温一浩在调查一处无证黑加油点过程中发现，该加油点长期为周边运输企业供应非标柴油。非标柴油硫含量严重超标，不符合国六标准，燃烧会严重污染大气，不当运输仓储更会严重危险公共安全。
为此，温一浩抓住这个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开展调查，发现当地诸多物流运输、基建工程企业在运输车辆、工程车辆中大量违规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非标柴油，由此滋生了以倒卖非标柴油非法牟利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车等。
尽管违规使用非标柴油问题多发，但刑罚层面难以认定非法经营，行政执法层面存在监管难题，对企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很难找到打击遏制的突破口。
数字检察破解了这个监督难题。
绍兴市检察院依托检察信息共享渠道，通过税务部门增值税抵账系统“大数据”，与交通运输局企业登记柴油车数量、市场监督管理局可消耗非标柴油的特种设备等数据进行碰撞比对，以点拓面开始了检察公益诉讼的精准监督。
检察机关精准锁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的终端消费企业72家、408辆登记车辆、837条发票往来记录，明确了非标柴油用于车辆燃烧使用，固定增值税发票品名与实际用途不符的客观证据，进而督促税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截至2020年5月，嵊州市税务局发现问题发票976份，督促企业补交各类税费共计1008万余元。以税务稽查为强力后盾，让企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的成本大为上升，也有效杜绝了企业继续违规使用非标柴油行为。
数字检察作用发挥，还有效解决了行政执法机关对辖区内用油企业情况不清、底数不明的执法痛点，为行政机关规范成品油全链条监管提供详实的基础数据。
检察机关更是从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和安全生产三大领域同时切入，督促推动7家相关单位联合出台《嵊州市油品质量监管和打击取缔黑加油站点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督促各有关职能部门形成整治合力，推动建立成品油销售、运输、储存、使用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贡献检察智慧治理方案。
保险骗赔现象是车辆保险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接到保险公司有关此类民事申诉监督申请后，绍兴市检察院技术部门运用智慧监督平台对收集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从中发现同一原告密集起诉、车辆事故多发生在异地、诉讼代理人及鉴定人相对集中、保险公司对定损有异议等异常情况，随后进入深入调查，取得初步证据后，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实时对接侦查工作，同步引导取证固证，查实虚假保险理赔线索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余名，涉案金额1500余万，并陆续移送起诉，引起车险行业震动，获得绍兴市保险行业协会点赞。
从类案监督办理出发，2020年，绍兴市检察机关在保险行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押借贷等领域发现背后普遍存在的职能、监管等制度层面缺失，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共计145件，及时补上制度性、行业性漏洞，切实把数字检察办案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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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数字检察开创法律监督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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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2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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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胡妮娜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在绍兴召开全省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专题会议，学习推广以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促进社会治理的“绍兴经验”。
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从一座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发展为一座拥抱数字化改革的现代化新城，数字检察一马当先、功不可没。
自2018年以来，绍兴市检察院自主研发了智慧检察监督平台、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刑事财产刑执行一体化系统、社区矫正智慧监督软件等一系列数字检察应用，涵盖虚假诉讼、保险诈骗等领域20多种法律监督模式，走出了一条检察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子，开创了一片法律监督的新天地。
绍兴市检察院检察长翁跃强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数字检察带来了检察办案机制、方式、手段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依托数字检察应用，绍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数据呈翻倍式上升，2020年全年与2017年相比，移送刑事案件线索数比启动前上升10.6倍，立案监督数上升38.23%，纠正漏捕数上升14.8倍，纠正漏诉数上升161%，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共145件，为法治建设打好‘补丁’，切实推动司法办案更精准公正，把数字检察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全面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自主研发 推动数字检察应用
绍兴市检察院大楼第15层，一间放满了电脑的办公室，程序员正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一旁，一名检察官正在讲述着自己的大数据筛查需求。
这是在15楼近两年来常见的一个场景。在这里，软件开发程序团队长期入驻，运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检察机关解决挖掘监督案件线索中遇到的问题。
“数字检察多个应用，都是根据检察官办案需要‘点菜下单’而进行研发。”绍兴市检察院技术负责人高峰告诉记者，检察机关根据办案实践要求，随时提供鲜活的任务需求和专业经验，开发人员据此进行程序设计，并根据办案遇到的问题随时调整程序设计方案。
今年初被最高检评为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的曾于生，2017年成了绍兴民事检察工作的部门负责人，面对每年约10万份民事裁判文书，如何开展有效监督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2017年12月，绍兴市检察机关探索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开展检察监督，这让曾于生想到了利用软件开发，对海量裁判文书进行筛选摸排监督线索。
结合浙江民间资本活跃，虚假民事诉讼频发等特点，曾于生决定以虚假诉讼为突破口，和部门同事整理归纳裁判文书要素，提炼梳理检察监督要点，一次次与软件开发人员沟通系统设计细节，再一次次地反复测试软件运行效果。
经过20余次修改，2018年5月，“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在绍兴市检察院试运行。
曾于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试运行情形，在会议室的LED大屏幕上，数据缓冲几秒后，大屏幕上出现了系统判断存在问题“危险系数”较高的异常案件排列表，一下子发现了大量虚假诉讼线索，有力破解法律监督案源线索匮乏这一源头难题。
而今，“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也已走出绍兴，被最高检在全国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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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让绍兴检察更加坚定了走数字检察之路的信心。
2019年5月，绍兴市检察院成立了由翁跃强任组长的智慧检察工作领导小组，以数字检察为突破口，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监督装上“最强大脑”，构建起“数字赋能检察，线索引导监督，监督助力治理”的法律监督绍兴模式。
如今，绍兴检察机关已经拥有了自主研发的智慧检察监督平台、刑事财产刑执行一体化系统、社区矫正智慧监督软件、刑期计算智慧纠错系统等系列智慧软件，给法律监督提供强大动能。
数据扩容 深挖案件监督线索
在绍兴，以大数据意识、数字化思维模式入手，深挖办理案件中的监督线索，已成为检察官日常办案的共识。
202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绍兴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彭某虚假诉讼系列监督案，捣毁10余人涉黑团伙，主犯获刑21年，其中数字检察功不可没。
在办理吸毒人员蒋某容留他人吸毒案中，承办检察官发现，蒋某在被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后，故意编造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情节，意图通过将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程序，以被判处3至5个月的轻刑来逃避长达2年的强制戒毒。
这是个案还是另有玄机？
为回答这个疑问，办案人员立即请检察技术部门，对刑事裁判文书开展大数据分析。
让数据分析“开口说话”，监督线索就“自动上门”了。
结果发现，绍兴全市200余件涉及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犯罪均有获轻刑的判决，涉案人员均因吸毒被抓获，在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二年后，有的立即主动交代类似盗窃等轻刑犯罪行为，获刑大多为数月，而刑期结束后，均未执行剩余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绍兴市检察院立即发出专项检察建议，开展违法犯罪人员“应执未执”专项自查清理工作，至今已追回61名以类似方法逃避强制戒毒的吸毒人员继续执行强制戒毒，堵住了漏洞。
如何把沉睡的大数据唤醒，让它满足于检察监督的需要，也成为绍兴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建设的重点任务。
基于此，绍兴市检察院在已实现对接的12345政务热线等基础上，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收集各类数据信息。
2020年3月，绍兴市委出台《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当年5月，绍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加强行政检察工作的若干意见》，6月，绍兴市人大出台《关于加强和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一系列文件出台，为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间的数据联通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全面启动数字检察模式后，随着数据库扩容，检察监督的案源渠道被充分打开，线索成批量出现。
顺势而为，绍兴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了线索管理机制，将所有法律监督线索归口到12309举报中心。
在这一全新“法律监督指挥部”，线索查处有人跟踪、有人督办，防止线索流失，有效提升法律监督线索的成案率。
2018年以来，绍兴市检察监督数据均呈现翻倍式上升。
在刑事检察方面，2020年全年移送刑事案件线索数较2017年上升10.6倍，其中向公安机关移送“套路贷”等涉黑恶线索44件，批捕68人。2020年，经监督立案、纠正漏诉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30人、无期徒刑3人，占浙江省20%。
在民事检察方面，每年监督虚假诉讼案件数均翻倍增长，其中，2019年增长到221件，监督改判数约占全省四分之一，2020年共对396件虚假诉讼案件提出监督意见，成效明显。
精准监督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在翁跃强看来，数据对法律监督工作具有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融合上，要全面贯彻数字化思维，要让办案检察官有大数据意识，通过从类案监督办理出发，发现背后普遍存在的职能、监管的缺失，让法律监督更加精准。
怎样办理类案，精准监督，嵊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温一浩找到了答案。
2019年8月，温一浩在调查一处无证黑加油点过程中发现，该加油点长期为周边运输企业供应非标柴油。非标柴油硫含量严重超标，不符合国六标准，燃烧会严重污染大气，不当运输仓储更会严重危险公共安全。
为此，温一浩抓住这个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开展调查，发现当地诸多物流运输、基建工程企业在运输车辆、工程车辆中大量违规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非标柴油，由此滋生了以倒卖非标柴油非法牟利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车等。
尽管违规使用非标柴油问题多发，但刑罚层面难以认定非法经营，行政执法层面存在监管难题，对企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很难找到打击遏制的突破口。
数字检察破解了这个监督难题。
绍兴市检察院依托检察信息共享渠道，通过税务部门增值税抵账系统“大数据”，与交通运输局企业登记柴油车数量、市场监督管理局可消耗非标柴油的特种设备等数据进行碰撞比对，以点拓面开始了检察公益诉讼的精准监督。
检察机关精准锁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的终端消费企业72家、408辆登记车辆、837条发票往来记录，明确了非标柴油用于车辆燃烧使用，固定增值税发票品名与实际用途不符的客观证据，进而督促税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截至2020年5月，嵊州市税务局发现问题发票976份，督促企业补交各类税费共计1008万余元。以税务稽查为强力后盾，让企业违规使用非标柴油的成本大为上升，也有效杜绝了企业继续违规使用非标柴油行为。
数字检察作用发挥，还有效解决了行政执法机关对辖区内用油企业情况不清、底数不明的执法痛点，为行政机关规范成品油全链条监管提供详实的基础数据。
检察机关更是从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和安全生产三大领域同时切入，督促推动7家相关单位联合出台《嵊州市油品质量监管和打击取缔黑加油站点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督促各有关职能部门形成整治合力，推动建立成品油销售、运输、储存、使用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贡献检察智慧治理方案。
保险骗赔现象是车辆保险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接到保险公司有关此类民事申诉监督申请后，绍兴市检察院技术部门运用智慧监督平台对收集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从中发现同一原告密集起诉、车辆事故多发生在异地、诉讼代理人及鉴定人相对集中、保险公司对定损有异议等异常情况，随后进入深入调查，取得初步证据后，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实时对接侦查工作，同步引导取证固证，查实虚假保险理赔线索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余名，涉案金额1500余万，并陆续移送起诉，引起车险行业震动，获得绍兴市保险行业协会点赞。
从类案监督办理出发，2020年，绍兴市检察机关在保险行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押借贷等领域发现背后普遍存在的职能、监管等制度层面缺失，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共计145件，及时补上制度性、行业性漏洞，切实把数字检察办案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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