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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今天起，本报开设“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专栏，持续报道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和进展成效，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2020年12月23日，距离浙江省会城市杭州400多公里外的菇乡山城庆元格外热闹，全省数字赋能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在此召开，上百名代表走进庆元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观摩“十台合一”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的数字化协同指挥效能。
数字赋能，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也是实现诉源治理的有效路径。
浙江是诉讼大省，自创新推进诉源治理以来，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系全国唯一收案出现负增长省区，2020年收案数同比下降7.2%。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近两年来，浙江省政法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方法路径，发扬调解等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优势，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实现诉讼增量明显下降、社会和谐程度明显上升目标，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赋能助力，为建设“重要窗口”护航添彩。
系统集成提高社会化水平
庆元“十台合一”、景宁“平安小巷”、云和“三分调解”、青田涉侨调解、缙云信访代办、遂昌信用村建设……在浙南绿谷丽水，生态大花园建设如火如荼，社会治理热火朝天。
像庆元这样的县级矛调中心，浙江已实现全覆盖，随着社会治理全链条延伸，诉源治理成效不断凸显，县级矛调中心已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终点站”。
浙江为何要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进诉源治理？作为经济大省，浙江遇见了“成长”的烦恼，从2007年开始就进入诉讼案件快速增长阶段，收案量从2007年的51万件持续攀升到2017年的171万件，案多人少矛盾成为长期困扰浙江法院的老大难问题。
如何攻坚破难？2018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由法院主导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化解平台并没有有效缓解法院案件持续高位增长困境，应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占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考察安吉县矛调中心的重要指示，让全省法院更加坚定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持续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积极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92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矛调中心，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纠纷源头化解效益进一步凸显，实现法院收案数量下降、办案质量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的多赢效果。”
除了涉诉纠纷化解外，诉源治理更重要的是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和末端延伸，将预防矛盾纠纷体现在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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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预警预测等各个方面，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2019年上半年，浙江省专门组成调研组，由省委政法委牵头进行基层调研，深化系统研究，制定出台工作意见，全面部署开展诉源治理工作。
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说，浙江把诉源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大格局中去部署推进，推动形成以党委政法委牵头，政法各单位为主体，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强大合力，努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浙江县级矛调中心“一个窗口”无差别受理群众各类信访诉求，形成矛盾收集、按需调处、诉讼服务全链条机制，同时加强系统集成，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流转办理机制，完善协同应用系统建设，2020年以来，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134.9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66.2万件，化解成功率94.9%，群众来信、走访总量同比下降28.6%。
源头规范提高法治化水平
退休5年，诸暨市人民法院原法官夏朝霞又开始忙碌起来，这次她上任的地方是法院新成立的“天平调解工作室”，专解疑难纠纷。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出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调解工作的意见》，将天平调解工作明确为人民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0年7月试点以来，工作室共调解疑难案件800余件，进一步缓解了审执压力。
诉源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法治浙江建设的创新成果。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诉讼案件关口前移，浙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源头预防体系，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落实风险评估机制、扎实开展平安专项整治，开展民间借贷协同治理行动，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从被动收案向源头治理、重点治理转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源头控案，浙江以建立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机制为牵引，保持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高压态势，降低刑事发案率，完善“醉驾”案件办理工作机制，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刑拘直诉工作机制，目前快办案件数量约占刑事案件总数的10%，规范刑事案件管辖政策，有效防止“远洋捕捞”“长臂管辖”。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官民矛盾纠纷化解，浙江法院加强与政府协作，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覆盖，完善律师援助、特聘调解员介入、考核激励、责任豁免等配套机制，同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完善调处化解与案件听证制度，全省60个检察院与法院、行政机关建立协作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机制，促进大批涉征地拆迁、违法建筑拆除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019年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达到30%。
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浙江法院支持和规范职能部门、调解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法治轨道上参与社会治理，并坚持规则引导与纠纷化解相统一，切实担负起“断后”责任，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努力让每一份判决书都成为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有11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诉源治理是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法治化改革，浙江人大“四菜一汤”为改革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2020年5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以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方式部署开展矛调机制改革专项监督；3.2万余人次各级人大代表进驻矛调中心开展专题调研，助推矛盾化解，监督部门作为；2020年10月，省人大常委会就矛调机制改革工作情况进行联组审议；据悉，《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被列入2021年立法预备项目，将以地方性法规对诉源治理予以专门规范。
数字赋能提高智能化水平
“缙云·云治”上线啦！只要手机登录这一矛盾纠纷调处资讯平台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法官咨询、申请调解、援助、投诉等，还可以一键导入“移动微法院”、ODR等平台，实现矛盾纠纷24小时“掌上办理”，同时在村综合指挥室设云治工作站，配备云管家、云助理，构建“县、镇、村、户”联动治理体系，打通诉源治理“最后一公里”。
数字赋能，为诉源治理插上智慧翅膀，有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为互联网大省，浙江创新推进“互联网+”调解，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等信息平台，大力推行“线上调”“掌上办”，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推进线上线下调解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6万名、调解机构5684个，在线调解成功82万余件。
诉源治理，更要从源头切准矛盾纠纷“病灶”，避免矛盾纠纷激化。金华率先联通“110接处警平台”与“基层治理四平台”两大信息化系统，打通治理堵点，集成研发“一警情三推送”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了矛盾纠纷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交办、集成式攻坚、源头上化解，为推动整体智治格局注入新动力。
利用数字技术，浙江构建“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社会化治理体系，加快县级矛调中心与“基层治理四平台”协同对接，推进信息指挥“一站集成”、集成社会“一网智治”，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整体治理格局，呈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才到县里来”的良好态势，为诉源治理夯实根基。
多元参与提高专业化水平
诉源治理，离不开社会主体多元参与，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强做专做优人民调解工作，织密调解网络、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调解机制，推进90个县级人民调解委员会、448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入驻县级矛调中心，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不断创新，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
“东方之花”开遍浙江大地，为诉源治理助力添彩：宁波市积极选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担任调解员；湖州市坚持全民参与，已有“平安大姐”“德清嫂”等93个特色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中心；温州永嘉县推行“一号通办”，“智慧调解”化民忧；绍兴越城区调配102名律师轮驻中心，推动优质律师资源参与调解。
“在判决和调解之余，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案件最后的履行，这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镇海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戴盈盈看来，案件调解后，法官当起“验收员”验收履行成果，确保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是诉源治理的应有内容。
镇海法院注重立审执破兼顾，设立“为民解纷长廊”、推进“分调裁审”机制、实施“一体两翼”下沉工作，建立全国首个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成为全国“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法院。
诉源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随着群众诉求表达更加畅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更加有效、办案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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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源治理开创浙江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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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2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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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今天起，本报开设“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专栏，持续报道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和进展成效，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2020年12月23日，距离浙江省会城市杭州400多公里外的菇乡山城庆元格外热闹，全省数字赋能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在此召开，上百名代表走进庆元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观摩“十台合一”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的数字化协同指挥效能。
数字赋能，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也是实现诉源治理的有效路径。
浙江是诉讼大省，自创新推进诉源治理以来，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系全国唯一收案出现负增长省区，2020年收案数同比下降7.2%。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近两年来，浙江省政法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方法路径，发扬调解等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优势，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实现诉讼增量明显下降、社会和谐程度明显上升目标，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赋能助力，为建设“重要窗口”护航添彩。
系统集成提高社会化水平
庆元“十台合一”、景宁“平安小巷”、云和“三分调解”、青田涉侨调解、缙云信访代办、遂昌信用村建设……在浙南绿谷丽水，生态大花园建设如火如荼，社会治理热火朝天。
像庆元这样的县级矛调中心，浙江已实现全覆盖，随着社会治理全链条延伸，诉源治理成效不断凸显，县级矛调中心已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终点站”。
浙江为何要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进诉源治理？作为经济大省，浙江遇见了“成长”的烦恼，从2007年开始就进入诉讼案件快速增长阶段，收案量从2007年的51万件持续攀升到2017年的171万件，案多人少矛盾成为长期困扰浙江法院的老大难问题。
如何攻坚破难？2018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由法院主导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化解平台并没有有效缓解法院案件持续高位增长困境，应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占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考察安吉县矛调中心的重要指示，让全省法院更加坚定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持续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积极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92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矛调中心，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纠纷源头化解效益进一步凸显，实现法院收案数量下降、办案质量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的多赢效果。”
除了涉诉纠纷化解外，诉源治理更重要的是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和末端延伸，将预防矛盾纠纷体现在社会治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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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预警预测等各个方面，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2019年上半年，浙江省专门组成调研组，由省委政法委牵头进行基层调研，深化系统研究，制定出台工作意见，全面部署开展诉源治理工作。
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说，浙江把诉源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大格局中去部署推进，推动形成以党委政法委牵头，政法各单位为主体，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强大合力，努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浙江县级矛调中心“一个窗口”无差别受理群众各类信访诉求，形成矛盾收集、按需调处、诉讼服务全链条机制，同时加强系统集成，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流转办理机制，完善协同应用系统建设，2020年以来，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134.9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66.2万件，化解成功率94.9%，群众来信、走访总量同比下降28.6%。
源头规范提高法治化水平
退休5年，诸暨市人民法院原法官夏朝霞又开始忙碌起来，这次她上任的地方是法院新成立的“天平调解工作室”，专解疑难纠纷。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出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调解工作的意见》，将天平调解工作明确为人民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0年7月试点以来，工作室共调解疑难案件800余件，进一步缓解了审执压力。
诉源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法治浙江建设的创新成果。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诉讼案件关口前移，浙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源头预防体系，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落实风险评估机制、扎实开展平安专项整治，开展民间借贷协同治理行动，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从被动收案向源头治理、重点治理转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源头控案，浙江以建立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机制为牵引，保持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高压态势，降低刑事发案率，完善“醉驾”案件办理工作机制，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刑拘直诉工作机制，目前快办案件数量约占刑事案件总数的10%，规范刑事案件管辖政策，有效防止“远洋捕捞”“长臂管辖”。
在法治化轨道上推动官民矛盾纠纷化解，浙江法院加强与政府协作，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覆盖，完善律师援助、特聘调解员介入、考核激励、责任豁免等配套机制，同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完善调处化解与案件听证制度，全省60个检察院与法院、行政机关建立协作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机制，促进大批涉征地拆迁、违法建筑拆除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019年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达到30%。
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浙江法院支持和规范职能部门、调解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法治轨道上参与社会治理，并坚持规则引导与纠纷化解相统一，切实担负起“断后”责任，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努力让每一份判决书都成为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有11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诉源治理是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法治化改革，浙江人大“四菜一汤”为改革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2020年5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以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方式部署开展矛调机制改革专项监督；3.2万余人次各级人大代表进驻矛调中心开展专题调研，助推矛盾化解，监督部门作为；2020年10月，省人大常委会就矛调机制改革工作情况进行联组审议；据悉，《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被列入2021年立法预备项目，将以地方性法规对诉源治理予以专门规范。
数字赋能提高智能化水平
“缙云·云治”上线啦！只要手机登录这一矛盾纠纷调处资讯平台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法官咨询、申请调解、援助、投诉等，还可以一键导入“移动微法院”、ODR等平台，实现矛盾纠纷24小时“掌上办理”，同时在村综合指挥室设云治工作站，配备云管家、云助理，构建“县、镇、村、户”联动治理体系，打通诉源治理“最后一公里”。
数字赋能，为诉源治理插上智慧翅膀，有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为互联网大省，浙江创新推进“互联网+”调解，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等信息平台，大力推行“线上调”“掌上办”，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推进线上线下调解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6万名、调解机构5684个，在线调解成功82万余件。
诉源治理，更要从源头切准矛盾纠纷“病灶”，避免矛盾纠纷激化。金华率先联通“110接处警平台”与“基层治理四平台”两大信息化系统，打通治理堵点，集成研发“一警情三推送”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了矛盾纠纷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交办、集成式攻坚、源头上化解，为推动整体智治格局注入新动力。
利用数字技术，浙江构建“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社会化治理体系，加快县级矛调中心与“基层治理四平台”协同对接，推进信息指挥“一站集成”、集成社会“一网智治”，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整体治理格局，呈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才到县里来”的良好态势，为诉源治理夯实根基。
多元参与提高专业化水平
诉源治理，离不开社会主体多元参与，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强做专做优人民调解工作，织密调解网络、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调解机制，推进90个县级人民调解委员会、448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入驻县级矛调中心，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不断创新，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
“东方之花”开遍浙江大地，为诉源治理助力添彩：宁波市积极选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担任调解员；湖州市坚持全民参与，已有“平安大姐”“德清嫂”等93个特色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中心；温州永嘉县推行“一号通办”，“智慧调解”化民忧；绍兴越城区调配102名律师轮驻中心，推动优质律师资源参与调解。
“在判决和调解之余，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案件最后的履行，这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镇海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戴盈盈看来，案件调解后，法官当起“验收员”验收履行成果，确保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是诉源治理的应有内容。
镇海法院注重立审执破兼顾，设立“为民解纷长廊”、推进“分调裁审”机制、实施“一体两翼”下沉工作，建立全国首个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成为全国“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法院。
诉源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随着群众诉求表达更加畅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更加有效、办案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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