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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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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宪义老师离开我们十年了，每当看到中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就，学界同仁们自然就会想起曾老师，感念他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为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饮水思源，作为一位长期在曾老师身边，受到先生提携、帮助的后学，作为曾经辅佐先生冲锋陷阵，参与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学术活动的亲身经历者，追溯上个世纪以来，以曾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教育先贤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
曾老师是法学教育中国模式的大胆探索者与积极实践者。他终生致力于法学教育事业，把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与世界一流法学院校之间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国际化水平。作为杰出法学教育家，曾老师长期担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深入探索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把法学教育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之中，有力地提升了法学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在长期担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团结全国法学教育界的同仁，领导、组织、策划与参与了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制度与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他的任期内发起、推进和完成的。
曾老师是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创立者、探索者与开拓者。他致力于让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树立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形象，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自信与智慧，将中国法学教育推向国际舞台，构建了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多样化平台，使法学教育实现了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目标，为塑造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形象作出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从1998年举办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开始，曾宪义老师带领中国法学教育界以大手笔将中国法学教育推向世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法治和法学教育的无知、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法学教育家的远见和爱国情怀。
作为著名的法制史学者，曾老师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与爱国情怀。他认为，人类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借鉴是法治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的阶梯。曾老师从历史的逻辑与视角反复强调法学教育走向国际舞台的意义，具有鲜明的法学教育的历史观与国际观。曾老师以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专业素养以及沁入人心的人格魅力，开辟了中国法学教育国际交流的一片新天地，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中外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把中国真实的法学教育故事告诉西方世界，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法学教育界充分了解变革中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和法学教育成果，开拓了中国法学教育对外交流的新局面。现在法学教育界所分享的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成就、法学教育对外交流成果，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曾老师在推动中外法学教育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国际法学界的尊重，先后获得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等。
二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有了飞速发展，形成了规模，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如何将中国法学教育融合到世界法学教育潮流，一直是当时作为中国法学界带头人的曾老师所思考的大事。1990年后，曾老师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为了配合香港回归，曾老师向有关部门汇报，与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贵国积极推进在香港设立中国法硕士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到香港授课，为香港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法学界主要同日本、韩国等开展交流，欧美的合作伙伴很少。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法学教育要进一步开放，必须加强与欧美学界的交流。为此，曾老师积极支持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推进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学术交流，向美国输送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拓展交流渠道，使更多的中美学生受益，如创设中国法暑期项目。目前这一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二十余年，成为架设中美法学教育交流的重要桥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法学教育交流项目。但是，在学生交流项目上则没有起色。特别是，很少有美国法科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法律。从促进学生交流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认识目的，曾老师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创立了“中国法暑期项目”“中欧法科生项目”“中欧法官培训项目”等。在推动不同形式的项目时，曾老师从学生交流的长远角度，排除各种干扰，勇于承担责任，为学生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机会。
作为一名法学院院长，曾老师不仅推进学院的国际交流，而且积极依托人大法学院，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开放。从1998年召开的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到中欧法学院院长会议、亚洲法学院院长论坛、中欧法学院院长论坛等全方位的法学教育交流的格局，都凝聚了曾老师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情怀。
三
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取得一定的发展，但这一成绩并没有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曾老师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判断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进一步加强法治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应该进一步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曾老师的这一想法，也与上世纪末中美两国推进友好往来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因此，当1997年曾老师应邀赴美国访问时，恰逢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从总体上加强双方的高层次合作。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硬件条件并不太好，很多人建议到酒店举办第一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论坛。但是，出于让美国法学院院长们耳闻目睹中国法学教育实景的考虑，曾老师反复与学校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努力改善硬件条件，最终成功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这一重要活动。百闻不如一见，美国法学院院长们的中国一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法治、中国法学家的印象，从而促成了双方未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的早期，某位日本著名法学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提供了访问的机会，但同时，在言语交谈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傲慢。曾老师坚持立场，明确向对方表达了作为合作方的不满，对其阐述了中国教育的基本政策。尽管曾老师不懂日语，但他严厉的态度使这位日本教授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宴席上表示歉意。曾老师也与这位教授一笑泯恩仇。最后，中国人民大学与这所日本名校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03年，该校还专门邀请曾老师访问日本，并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四
任何交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如此。曾老师早年曾经学习俄语，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主流语言，但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判断力，促成了中美、中欧等著名大学之间的重大合作成果。曾老师能够做到这点，与他待人真诚坦率，言而有信、真心结交外国朋友的卓越人格密不可分。
二十余年以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格鲁夫教授与笔者聊起曾老师时，还念念不忘当年曾老师送给他的羽绒大衣。那年冬日，格鲁夫教授从台湾来北京访问，曾老师见他衣着单薄，就派人到商场为格鲁夫教授购买了羽绒大衣。已经迁居到佛罗里达的格鲁夫教授虽然很少用得上这件羽绒大衣，但却一直放在家中珍藏，并作为他与曾老师、与人大法学院交往的珍贵物证。
曾老师对待长期交往的外国老朋友真诚，对待新来访的外国友人更是细心。中国法暑期项目设立以后，美方每年都会派带队老师来访。曾老师都是亲自安排欢迎每一位带队老师，并坚持到酒店送别。时至今日，一位带队老师还能够记起曾老师在凌晨四点亲自到酒店送别的情形。
曾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将记载曾老师对法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深切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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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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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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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宪义老师离开我们十年了，每当看到中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就，学界同仁们自然就会想起曾老师，感念他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为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饮水思源，作为一位长期在曾老师身边，受到先生提携、帮助的后学，作为曾经辅佐先生冲锋陷阵，参与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学术活动的亲身经历者，追溯上个世纪以来，以曾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教育先贤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
曾老师是法学教育中国模式的大胆探索者与积极实践者。他终生致力于法学教育事业，把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与世界一流法学院校之间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国际化水平。作为杰出法学教育家，曾老师长期担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深入探索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把法学教育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之中，有力地提升了法学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在长期担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团结全国法学教育界的同仁，领导、组织、策划与参与了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制度与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他的任期内发起、推进和完成的。
曾老师是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创立者、探索者与开拓者。他致力于让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树立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形象，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自信与智慧，将中国法学教育推向国际舞台，构建了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多样化平台，使法学教育实现了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目标，为塑造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形象作出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从1998年举办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开始，曾宪义老师带领中国法学教育界以大手笔将中国法学教育推向世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法治和法学教育的无知、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法学教育家的远见和爱国情怀。
作为著名的法制史学者，曾老师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与爱国情怀。他认为，人类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借鉴是法治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的阶梯。曾老师从历史的逻辑与视角反复强调法学教育走向国际舞台的意义，具有鲜明的法学教育的历史观与国际观。曾老师以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专业素养以及沁入人心的人格魅力，开辟了中国法学教育国际交流的一片新天地，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中外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把中国真实的法学教育故事告诉西方世界，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法学教育界充分了解变革中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和法学教育成果，开拓了中国法学教育对外交流的新局面。现在法学教育界所分享的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成就、法学教育对外交流成果，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曾老师在推动中外法学教育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国际法学界的尊重，先后获得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等。
二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有了飞速发展，形成了规模，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如何将中国法学教育融合到世界法学教育潮流，一直是当时作为中国法学界带头人的曾老师所思考的大事。1990年后，曾老师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为了配合香港回归，曾老师向有关部门汇报，与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贵国积极推进在香港设立中国法硕士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到香港授课，为香港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法学界主要同日本、韩国等开展交流，欧美的合作伙伴很少。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法学教育要进一步开放，必须加强与欧美学界的交流。为此，曾老师积极支持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推进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学术交流，向美国输送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拓展交流渠道，使更多的中美学生受益，如创设中国法暑期项目。目前这一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二十余年，成为架设中美法学教育交流的重要桥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法学教育交流项目。但是，在学生交流项目上则没有起色。特别是，很少有美国法科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法律。从促进学生交流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认识目的，曾老师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创立了“中国法暑期项目”“中欧法科生项目”“中欧法官培训项目”等。在推动不同形式的项目时，曾老师从学生交流的长远角度，排除各种干扰，勇于承担责任，为学生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机会。
作为一名法学院院长，曾老师不仅推进学院的国际交流，而且积极依托人大法学院，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开放。从1998年召开的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到中欧法学院院长会议、亚洲法学院院长论坛、中欧法学院院长论坛等全方位的法学教育交流的格局，都凝聚了曾老师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情怀。
三
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取得一定的发展，但这一成绩并没有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曾老师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判断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进一步加强法治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应该进一步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曾老师的这一想法，也与上世纪末中美两国推进友好往来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因此，当1997年曾老师应邀赴美国访问时，恰逢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从总体上加强双方的高层次合作。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硬件条件并不太好，很多人建议到酒店举办第一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论坛。但是，出于让美国法学院院长们耳闻目睹中国法学教育实景的考虑，曾老师反复与学校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努力改善硬件条件，最终成功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这一重要活动。百闻不如一见，美国法学院院长们的中国一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法治、中国法学家的印象，从而促成了双方未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的早期，某位日本著名法学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提供了访问的机会，但同时，在言语交谈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傲慢。曾老师坚持立场，明确向对方表达了作为合作方的不满，对其阐述了中国教育的基本政策。尽管曾老师不懂日语，但他严厉的态度使这位日本教授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宴席上表示歉意。曾老师也与这位教授一笑泯恩仇。最后，中国人民大学与这所日本名校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03年，该校还专门邀请曾老师访问日本，并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四
任何交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如此。曾老师早年曾经学习俄语，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主流语言，但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判断力，促成了中美、中欧等著名大学之间的重大合作成果。曾老师能够做到这点，与他待人真诚坦率，言而有信、真心结交外国朋友的卓越人格密不可分。
二十余年以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格鲁夫教授与笔者聊起曾老师时，还念念不忘当年曾老师送给他的羽绒大衣。那年冬日，格鲁夫教授从台湾来北京访问，曾老师见他衣着单薄，就派人到商场为格鲁夫教授购买了羽绒大衣。已经迁居到佛罗里达的格鲁夫教授虽然很少用得上这件羽绒大衣，但却一直放在家中珍藏，并作为他与曾老师、与人大法学院交往的珍贵物证。
曾老师对待长期交往的外国老朋友真诚，对待新来访的外国友人更是细心。中国法暑期项目设立以后，美方每年都会派带队老师来访。曾老师都是亲自安排欢迎每一位带队老师，并坚持到酒店送别。时至今日，一位带队老师还能够记起曾老师在凌晨四点亲自到酒店送别的情形。
曾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将记载曾老师对法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深切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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