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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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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韩博
马来西亚《2025年刑法典（修正案）》与《2025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7月11日同时生效，对肢体霸凌和网络霸凌确立了迄今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标准。两部修正案在去年12月国会辩论中得到跨党派支持，首次把威胁、侮辱、人肉搜索、诱导自残等线上加害行为写入刑事条款，并设定最高十年监禁的量刑。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律事务司强调，新法将兼顾司法效率与人权保障，同时有法律与教育界人士提醒，制度升级只是第一步，唯有公众数字素养同步提升、学校和平台的协同治理同步落地，才能让纸面规则真正转化为对受害者可感可及的保护。
霸凌事件引发关注
过去一年，马来西亚接连发生两起严重的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24年7月，海军学员祖法汉在大学宿舍遭同学长时间殴打、灌辣酱并被烙铁烫伤，最终因感染不治身亡。法庭记录显示，13名涉案学员因怀疑其偷窃而对他实施“私刑”，检方以谋杀和故意伤害罪起诉，并罕见地请求法官考虑死刑。案件细节经媒体曝光后，引爆“校园黑狱”舆论，家长团体与学生会超过两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政府将霸凌列为独立重罪。
同年年底，21岁网络红人“埃莎”因长期在网络平台遭受侮辱、性暴力和死亡威胁而自杀的新闻再次震动社会。她在遗书中提到，网络上深度伪造的裸照、恶意剪辑的视频与持续谩骂侮辱，令她数月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精神崩溃。警方因跨境服务器取证受限迟迟未能起诉，这一悲剧引发社会对网络暴力问题的强烈反响，直接推动国家对网络霸凌立法的高度关注。
短短一年内接连发生的两起致命事件，使公众意识到：无论是线下肢体霸凌还是线上网络霸凌，均会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创伤。尤其在算法推送的放大效应下，匿名施暴者得以“零成本”攻击，导致伤害持续蔓延。
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无法震慑网络欺凌”，也有观点呼吁设立专门的反霸凌法庭。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媒体与议员聚焦平台算法和学校问责漏洞，指出“沉默的围观者”与“推流的冷算法”助长霸凌扩散，呼吁法律改革同步覆盖教育、平台治理与心理辅导配套措施，以免法律空转。
法案新增具体条款
马来西亚知名学术期刊《法律、治理与传播》(IJLGC)曾于今年3月刊发文章《马来西亚反网络欺凌法律的空白：挑战与改革建议》，文章提到，网络欺凌在马来西亚愈发严重，旧有的法律框架如《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刑法典》和《诽谤法》并不能充分保护受害者、追究施害者责任。
文章认为马来西亚旧有的法律法规均存在覆盖盲点，如《刑法典》包含恐吓、侮辱、煽动等内容，但未明文对“网络霸凌”行为作出认定；《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对滥用网络设施行为进行了界定和处罚，但存在条文笼统的短板；《个人数据保护法（2024年修订）》强化隐私保护，但未专门针对欺凌行为作出规定；《儿童法》提到保护儿童权益，但未明确网络欺凌内容。
而近期生效的两部法案新增的多项具体条款，使执法部门可对欺凌者采取更严格的法律行动。
根据新生效的法案，通过威胁、辱骂或侮辱性的言语及行为对他人造成骚扰、痛苦、恐惧或恐慌，以及未经授权发布个人信息均为违法行为。其中，新法对“威胁、侮辱或诽谤性、意图造成情绪困扰或恐惧”的言行按照情节轻重设定不同等级的处罚。未经许可传播他人个人信息（俗称“人肉搜索”）被列为严重罪行，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
新法案还规定，“使用威胁、侮辱、诽谤性言语或通信，意图激怒他人，并实际导致其身心受损”，如受害人因此自杀或自杀未遂，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律事务司在新法案生效通告中强调，两部法案实施是为了精简法律程序、提升刑事司法效率，并更快更严打击违法者；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儿童、青少年与遭受精神骚扰的弱势群体。
根除霸凌需共同努力
马来西亚伊斯兰科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穆扎法尔博士称此次修法“为十年呼吁画上句号”，但强调“这仅是第一步”，建议在《教育法》或校规层面制定校园反霸凌配套政策，并把数字伦理纳入课程，避免“一考完试就恢复老样子”。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律师公会前主席科基拉赞成立法方向，但他提醒“多头管辖”仍在，多法并存易致执法冲突；呼吁出台单一《网络伤害法》。
斯里兰卡知名政治时事评论员尼兰塔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社会愈发深陷数字生态，维护公民话语权和个人尊严的规则体系亟待通过更清晰、精准的立法重建。在算法加剧和人工智能时代，网络霸凌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技术化的新形态。
马来西亚的立法改革凸显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应对网络欺凌、人肉搜索和深度伪造蔓延背景下重塑数字法治的决心。规范性框架对于任何现代国家的顺畅运转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那些力求在技术进步与社会凝聚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法律并不是科技创新的障碍，相反，它为创新划定边界、提供规范，使其能够在负责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在此意义上，法律既是边界也是蓝图，既设定规范的界限，又在数字公共空间中培育信任，尼兰塔谈到。
尼兰塔还谈到，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网络霸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依赖社会整体的伦理共识，这是一种由教育工作者、数字平台、政策制定者和全体公民共同承担的责任。教育机构必须将数字伦理纳入国家课程；平台必须优先考虑算法透明度和用户保护；政府机构则必须注重民众数字素养的宣传和提升，使个人有足够的洞察力和韧性应对网络空间威胁和潜在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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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把威胁侮辱等线上加害行为写入刑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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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反网络霸凌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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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7-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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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韩博
马来西亚《2025年刑法典（修正案）》与《2025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7月11日同时生效，对肢体霸凌和网络霸凌确立了迄今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标准。两部修正案在去年12月国会辩论中得到跨党派支持，首次把威胁、侮辱、人肉搜索、诱导自残等线上加害行为写入刑事条款，并设定最高十年监禁的量刑。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律事务司强调，新法将兼顾司法效率与人权保障，同时有法律与教育界人士提醒，制度升级只是第一步，唯有公众数字素养同步提升、学校和平台的协同治理同步落地，才能让纸面规则真正转化为对受害者可感可及的保护。
霸凌事件引发关注
过去一年，马来西亚接连发生两起严重的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24年7月，海军学员祖法汉在大学宿舍遭同学长时间殴打、灌辣酱并被烙铁烫伤，最终因感染不治身亡。法庭记录显示，13名涉案学员因怀疑其偷窃而对他实施“私刑”，检方以谋杀和故意伤害罪起诉，并罕见地请求法官考虑死刑。案件细节经媒体曝光后，引爆“校园黑狱”舆论，家长团体与学生会超过两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政府将霸凌列为独立重罪。
同年年底，21岁网络红人“埃莎”因长期在网络平台遭受侮辱、性暴力和死亡威胁而自杀的新闻再次震动社会。她在遗书中提到，网络上深度伪造的裸照、恶意剪辑的视频与持续谩骂侮辱，令她数月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精神崩溃。警方因跨境服务器取证受限迟迟未能起诉，这一悲剧引发社会对网络暴力问题的强烈反响，直接推动国家对网络霸凌立法的高度关注。
短短一年内接连发生的两起致命事件，使公众意识到：无论是线下肢体霸凌还是线上网络霸凌，均会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创伤。尤其在算法推送的放大效应下，匿名施暴者得以“零成本”攻击，导致伤害持续蔓延。
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无法震慑网络欺凌”，也有观点呼吁设立专门的反霸凌法庭。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媒体与议员聚焦平台算法和学校问责漏洞，指出“沉默的围观者”与“推流的冷算法”助长霸凌扩散，呼吁法律改革同步覆盖教育、平台治理与心理辅导配套措施，以免法律空转。
法案新增具体条款
马来西亚知名学术期刊《法律、治理与传播》(IJLGC)曾于今年3月刊发文章《马来西亚反网络欺凌法律的空白：挑战与改革建议》，文章提到，网络欺凌在马来西亚愈发严重，旧有的法律框架如《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刑法典》和《诽谤法》并不能充分保护受害者、追究施害者责任。
文章认为马来西亚旧有的法律法规均存在覆盖盲点，如《刑法典》包含恐吓、侮辱、煽动等内容，但未明文对“网络霸凌”行为作出认定；《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对滥用网络设施行为进行了界定和处罚，但存在条文笼统的短板；《个人数据保护法（2024年修订）》强化隐私保护，但未专门针对欺凌行为作出规定；《儿童法》提到保护儿童权益，但未明确网络欺凌内容。
而近期生效的两部法案新增的多项具体条款，使执法部门可对欺凌者采取更严格的法律行动。
根据新生效的法案，通过威胁、辱骂或侮辱性的言语及行为对他人造成骚扰、痛苦、恐惧或恐慌，以及未经授权发布个人信息均为违法行为。其中，新法对“威胁、侮辱或诽谤性、意图造成情绪困扰或恐惧”的言行按照情节轻重设定不同等级的处罚。未经许可传播他人个人信息（俗称“人肉搜索”）被列为严重罪行，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
新法案还规定，“使用威胁、侮辱、诽谤性言语或通信，意图激怒他人，并实际导致其身心受损”，如受害人因此自杀或自杀未遂，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马来西亚总理署法律事务司在新法案生效通告中强调，两部法案实施是为了精简法律程序、提升刑事司法效率，并更快更严打击违法者；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儿童、青少年与遭受精神骚扰的弱势群体。
根除霸凌需共同努力
马来西亚伊斯兰科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穆扎法尔博士称此次修法“为十年呼吁画上句号”，但强调“这仅是第一步”，建议在《教育法》或校规层面制定校园反霸凌配套政策，并把数字伦理纳入课程，避免“一考完试就恢复老样子”。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律师公会前主席科基拉赞成立法方向，但他提醒“多头管辖”仍在，多法并存易致执法冲突；呼吁出台单一《网络伤害法》。
斯里兰卡知名政治时事评论员尼兰塔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社会愈发深陷数字生态，维护公民话语权和个人尊严的规则体系亟待通过更清晰、精准的立法重建。在算法加剧和人工智能时代，网络霸凌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技术化的新形态。
马来西亚的立法改革凸显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应对网络欺凌、人肉搜索和深度伪造蔓延背景下重塑数字法治的决心。规范性框架对于任何现代国家的顺畅运转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那些力求在技术进步与社会凝聚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法律并不是科技创新的障碍，相反，它为创新划定边界、提供规范，使其能够在负责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在此意义上，法律既是边界也是蓝图，既设定规范的界限，又在数字公共空间中培育信任，尼兰塔谈到。
尼兰塔还谈到，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网络霸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依赖社会整体的伦理共识，这是一种由教育工作者、数字平台、政策制定者和全体公民共同承担的责任。教育机构必须将数字伦理纳入国家课程；平台必须优先考虑算法透明度和用户保护；政府机构则必须注重民众数字素养的宣传和提升，使个人有足够的洞察力和韧性应对网络空间威胁和潜在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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