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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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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记·循吏列传》
解析：誓死捍卫法律尊严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石奢纵父自刎案”讲述了官吏放走了杀人的父亲后请罪自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尚无审判官吏回避的规定，因此出现了审判官吏审理自己的亲属时面临情法冲突的两难情形。对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始于唐朝，为了防止审判官吏因亲属或仇嫌关系而故意出入人罪，《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认了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称作“换推”制。在本案中因无回避制度，故石奢在面临情法冲突时，选择纵父后自杀，以自己生命承担了违法的责任，反映了当时司法官吏对法律责任规定的自觉维护的观念和循法精神。石奢的做法有以下典型意义：
1.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和生命线，保证司法公正也是提高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古代中华文化中就有维护司法公正的良好传统，如在本案中，石奢的父亲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本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因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石奢只能将父亲放走，但放走后也自知徇私枉法而自杀。石奢用行动昭告犯罪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用行动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2.严格遵守司法官责任制度
司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法治官，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制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国古代的职官管理制度颇为严密，早在奴隶制时期就有对官吏犯罪予以处罚的规定。如《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的记载，作为治官的“官刑”也适用于执法裁判的司法官吏。《尚书·吕刑》规定了“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司法官吏审判案件因为倚仗官势、私报恩怨、受人左右、接受贿赂、接受托请，以致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处理时，都要承受与枉法幅度相对应的刑罚处罚。在春秋时期，司法官吏因错杀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思想或法律规定就已存在，而且受法家思想影响，在执行上十分严格。本文中的案例不仅体现了石奢的循法精神，更反映了当时司法官吏自觉维护法律规定的观念。以内心自省与责任约束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创造，也是古老的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3.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官责任制度发展至现代中国，就是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在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标志性意义和全局性影响，对于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具有深远意义。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它在赋予法官审理裁判案件主导权和决定权的同时，强调法官对裁判结果负责。司法责任制中的“责任”内涵丰富，既包括法律责任，又涉及纪律责任；既包括行为责任，也包括结果责任；既包括法官审判责任，也包括审判行政管理责任等。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不仅要依靠制度上的推进与完善，更需要审判人员内心认同和自觉遵守。审判人员只有始终坚守以公平正义为根本遵循的法律职业良知，始终秉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责任感，才能真正使司法责任制落实落地，使每一个司法裁判都能经得起法律和道德良知的拷问及历史检验。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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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奢纵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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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4-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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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记·循吏列传》
解析：誓死捍卫法律尊严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石奢纵父自刎案”讲述了官吏放走了杀人的父亲后请罪自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尚无审判官吏回避的规定，因此出现了审判官吏审理自己的亲属时面临情法冲突的两难情形。对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始于唐朝，为了防止审判官吏因亲属或仇嫌关系而故意出入人罪，《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认了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称作“换推”制。在本案中因无回避制度，故石奢在面临情法冲突时，选择纵父后自杀，以自己生命承担了违法的责任，反映了当时司法官吏对法律责任规定的自觉维护的观念和循法精神。石奢的做法有以下典型意义：
1.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和生命线，保证司法公正也是提高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古代中华文化中就有维护司法公正的良好传统，如在本案中，石奢的父亲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本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因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石奢只能将父亲放走，但放走后也自知徇私枉法而自杀。石奢用行动昭告犯罪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用行动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2.严格遵守司法官责任制度
司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法治官，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制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国古代的职官管理制度颇为严密，早在奴隶制时期就有对官吏犯罪予以处罚的规定。如《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的记载，作为治官的“官刑”也适用于执法裁判的司法官吏。《尚书·吕刑》规定了“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司法官吏审判案件因为倚仗官势、私报恩怨、受人左右、接受贿赂、接受托请，以致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处理时，都要承受与枉法幅度相对应的刑罚处罚。在春秋时期，司法官吏因错杀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思想或法律规定就已存在，而且受法家思想影响，在执行上十分严格。本文中的案例不仅体现了石奢的循法精神，更反映了当时司法官吏自觉维护法律规定的观念。以内心自省与责任约束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创造，也是古老的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3.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官责任制度发展至现代中国，就是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在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标志性意义和全局性影响，对于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具有深远意义。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它在赋予法官审理裁判案件主导权和决定权的同时，强调法官对裁判结果负责。司法责任制中的“责任”内涵丰富，既包括法律责任，又涉及纪律责任；既包括行为责任，也包括结果责任；既包括法官审判责任，也包括审判行政管理责任等。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不仅要依靠制度上的推进与完善，更需要审判人员内心认同和自觉遵守。审判人员只有始终坚守以公平正义为根本遵循的法律职业良知，始终秉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责任感，才能真正使司法责任制落实落地，使每一个司法裁判都能经得起法律和道德良知的拷问及历史检验。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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