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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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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既要关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研究成果，还要关注古人的研究结论。《荀子·非十二子》是中国学术史上较早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的篇章，它对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十二人作了批判，最后归结到对仲尼（孔子）、子弓（孔子的学生）学说的推崇。这十二子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荀子对墨家、法家、儒家代表人物的评论。
第一，对墨家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意思是，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视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之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之间有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荀子在这里抓住了墨家思想不受时人和后人欢喜的原因：不承认君尊臣卑的社会等级制度，即“僈差等”而不知“县（悬）君臣”。在自然经济的宗法家族社会，严格的君臣等级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有此制度，或多或少地可以“定分止争”，减少了内部争权夺利、弑父杀子的斗争，而西欧中世纪缺乏此制度，实行“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带来了较多的杀伐争夺。这种等级制度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占主导地位之后的近代，才显得不相适应。墨家在等级制度还不具备消灭的条件下，就消灭这一制度，是公鸡打鸣叫早了。
第二，对法家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意思是，推崇法治但又没有法度，轻视贤能的人而喜欢自作主张，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仪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脱离实际没有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够用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慎到是法家中注重“势”（即权势）的一派人物。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之处，在于其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慎到强调君主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用暴力威严支撑。但他的问题是不能解决君主本人怎样带头守法的问题。越有权势，越要守法，慎到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所以，荀子批评他“尚法而无法”。
除了对法家慎到的评论之外，荀子还对接近法家的惠施、邓析进行了评论。惠施是名家学派的人物，而太史公在论法家人物时称他们“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因此，名家接近法家。邓析造竹刑，素被称为法家先驱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意思是，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言辞，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善辩论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够用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惠施、邓析属于后世律学的先驱人物。法律讲概念、讲逻辑、讲程序，把形式正义放在首位，这种思维在追求内在超越、实质正义的荀子看来，当然是“治怪说，玩琦辞”了。
第三，对儒家孟子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意思是，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自以为才华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以往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乖僻违背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解说，晦涩简约而无从解释。他们修饰自己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吵吵闹闹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接受这种学说并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荀子这里说孟子的学说是“五行”，令后人费解。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五行”是“五伦”之误，《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荀子之所以批评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因为孟子提出的观点，不善逻辑论证，而好诉之直觉。比如，杨朱“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然后就得出结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如，论证“性本善”，只有两个证据：一是一个小孩子即将掉进井里，旁边的人即便与其非亲非故，也要毫不犹豫地救助这个小孩；二是做了坏良心事情的人，夜里躺在床上会睡不着觉。这两件事表明人之本性是善良的，这算逻辑论证吗？
分析先秦诸子学说的短长，不妨看看同时代人的评价，这样有利于我们分析古人时，把古人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避免武断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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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非十二子》对墨家、法家、儒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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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4-1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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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既要关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研究成果，还要关注古人的研究结论。《荀子·非十二子》是中国学术史上较早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的篇章，它对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十二人作了批判，最后归结到对仲尼（孔子）、子弓（孔子的学生）学说的推崇。这十二子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荀子对墨家、法家、儒家代表人物的评论。
第一，对墨家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意思是，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视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之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之间有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荀子在这里抓住了墨家思想不受时人和后人欢喜的原因：不承认君尊臣卑的社会等级制度，即“僈差等”而不知“县（悬）君臣”。在自然经济的宗法家族社会，严格的君臣等级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有此制度，或多或少地可以“定分止争”，减少了内部争权夺利、弑父杀子的斗争，而西欧中世纪缺乏此制度，实行“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带来了较多的杀伐争夺。这种等级制度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占主导地位之后的近代，才显得不相适应。墨家在等级制度还不具备消灭的条件下，就消灭这一制度，是公鸡打鸣叫早了。
第二，对法家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意思是，推崇法治但又没有法度，轻视贤能的人而喜欢自作主张，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仪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脱离实际没有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够用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慎到是法家中注重“势”（即权势）的一派人物。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之处，在于其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慎到强调君主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用暴力威严支撑。但他的问题是不能解决君主本人怎样带头守法的问题。越有权势，越要守法，慎到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所以，荀子批评他“尚法而无法”。
除了对法家慎到的评论之外，荀子还对接近法家的惠施、邓析进行了评论。惠施是名家学派的人物，而太史公在论法家人物时称他们“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因此，名家接近法家。邓析造竹刑，素被称为法家先驱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意思是，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言辞，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善辩论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据，解说论点时又有条理，足够用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惠施、邓析属于后世律学的先驱人物。法律讲概念、讲逻辑、讲程序，把形式正义放在首位，这种思维在追求内在超越、实质正义的荀子看来，当然是“治怪说，玩琦辞”了。
第三，对儒家孟子的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意思是，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自以为才华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以往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乖僻违背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解说，晦涩简约而无从解释。他们修饰自己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吵吵闹闹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接受这种学说并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荀子这里说孟子的学说是“五行”，令后人费解。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五行”是“五伦”之误，《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荀子之所以批评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因为孟子提出的观点，不善逻辑论证，而好诉之直觉。比如，杨朱“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然后就得出结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如，论证“性本善”，只有两个证据：一是一个小孩子即将掉进井里，旁边的人即便与其非亲非故，也要毫不犹豫地救助这个小孩；二是做了坏良心事情的人，夜里躺在床上会睡不着觉。这两件事表明人之本性是善良的，这算逻辑论证吗？
分析先秦诸子学说的短长，不妨看看同时代人的评价，这样有利于我们分析古人时，把古人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避免武断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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