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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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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坤
随着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完成，法律评注这一大陆法系较为传统的研究方式在我国日渐风行。从域外看，以德国为代表的法律评注“以规范解释为中心，以法律适用为服务对象，信息集成性与时效性强构成了法律评注作为文献类型的独特性”。在不少国家，法律评注已成为法律人案头必备的专业“字典”，有“真正的法律”之誉。我国的法律评注虽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投入，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前景可期，《刑事诉讼法评注·总则编》一书即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进行评注的一次尝试。
本书不是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案例的系统梳理和有序罗列，更不是便利法条检索的法律法规汇编，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条文背后的法理依据和立法精神，在对条文进行理论评注的基础上为条文的实践运用提出方向和铺设道路，同时从立法论的视角品评法律条文的得失。基于这一研究思路，本书对刑事诉讼法总则中的每一条文从“律”“修”“源”“释”“评”五个方面逐一作出评注。
条文评注是学习、研究和运用刑事诉讼法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或教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撰写本评注，是希望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能够加大对法教义学或法解释学研究的投入，其直接目的则是强调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应更多关注“法条”本身。日本学者奥田义人曾言：“人心思想，托诸符号，必不能与所表示者，无尺寸毫末之歧义，而况言语之意义，与该当之事物，皆与时为变迁，虽有精法理积经验之士，当制定法律之任；有富理想重权利之民，为产出法律之源，亦不能无疑义，是亦势之所不能已，而法律解释之所以必需也。”法律有疑义，当然要解释。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直言：“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国内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却止步于90年代。在刑事诉讼法刚颁布生效的年代，多数法律人还是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的，他们在进行理论探讨、著书立说时无不以法律文本为依据。但曾几何时，对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解释被视为“有术无道”，缺乏理论深度，无法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国执法、司法之依据，制定法如果不被重视和研究，理论将无法为实践提供方向指引和有效供给，当实践中的困惑无法从理论中获得应对方案与破解之道时，实践必将陷入混乱。长此以往，理论与实践逐渐疏离，“两看相厌”的情况难以避免。其实，成文法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的桥梁，理论和实务都应重视和关注对成文法的研究和应用，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同向互动、融合共进。抛开法条只谈理论，可能对立法有所助益，但对司法实践特别是具体办案用益无多。
可能会有研究者指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频度过快、修改幅度过大，因此评注的意义不大。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就曾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反观目前国内较为成熟的刑法，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现在，已有12个修正案，对整个刑法的修改幅度已达三分之一。这样的修改频度和幅度早已超越了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力度。但刑法教义学在国内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蔚为大观。张明楷教授在很多年前就曾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刑事诉讼法条文也不是嘲笑的对象，只有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忠实于法律文本，共同探求文本的意义，刑事诉讼法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由此构建的理论、提出的立法建言也才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法教义学的长处在于能够以已有的法律规范为中心形成一个构架坚固的理论与知识体系。理论不断在司法实践中接受考验，对于司法实践的批判与总结又不断将新的知识与理论添加到这一体系之中，这样法律的发展是渐进的但也是稳固的。关注法条并投入对法条的研究，不仅是法教义学的起点和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刑事诉讼法理论不断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
诚如前文所言，本书不是简单或系统地“堆砌”刑事诉讼法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也摆脱了传统“条文操作说明书”或“条文理解注释书”的写作方法，强调更多地从法理、解释和实践三个维度对每个条文进行深入理解和精确把握。对法条进行“蹂躏式”解读，“于微末处推敲，于精细处雕琢，感受法条的充盈之美”，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看似“细枝末节”式的研究并非在做无关痛痒的“文字游戏”，而是对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积极关切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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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总则条文背后的法理依据和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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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评注·总则编》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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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2-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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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坤
随着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完成，法律评注这一大陆法系较为传统的研究方式在我国日渐风行。从域外看，以德国为代表的法律评注“以规范解释为中心，以法律适用为服务对象，信息集成性与时效性强构成了法律评注作为文献类型的独特性”。在不少国家，法律评注已成为法律人案头必备的专业“字典”，有“真正的法律”之誉。我国的法律评注虽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投入，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前景可期，《刑事诉讼法评注·总则编》一书即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进行评注的一次尝试。
本书不是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案例的系统梳理和有序罗列，更不是便利法条检索的法律法规汇编，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条文背后的法理依据和立法精神，在对条文进行理论评注的基础上为条文的实践运用提出方向和铺设道路，同时从立法论的视角品评法律条文的得失。基于这一研究思路，本书对刑事诉讼法总则中的每一条文从“律”“修”“源”“释”“评”五个方面逐一作出评注。
条文评注是学习、研究和运用刑事诉讼法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或教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撰写本评注，是希望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能够加大对法教义学或法解释学研究的投入，其直接目的则是强调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应更多关注“法条”本身。日本学者奥田义人曾言：“人心思想，托诸符号，必不能与所表示者，无尺寸毫末之歧义，而况言语之意义，与该当之事物，皆与时为变迁，虽有精法理积经验之士，当制定法律之任；有富理想重权利之民，为产出法律之源，亦不能无疑义，是亦势之所不能已，而法律解释之所以必需也。”法律有疑义，当然要解释。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直言：“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国内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却止步于90年代。在刑事诉讼法刚颁布生效的年代，多数法律人还是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的，他们在进行理论探讨、著书立说时无不以法律文本为依据。但曾几何时，对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解释被视为“有术无道”，缺乏理论深度，无法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国执法、司法之依据，制定法如果不被重视和研究，理论将无法为实践提供方向指引和有效供给，当实践中的困惑无法从理论中获得应对方案与破解之道时，实践必将陷入混乱。长此以往，理论与实践逐渐疏离，“两看相厌”的情况难以避免。其实，成文法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的桥梁，理论和实务都应重视和关注对成文法的研究和应用，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同向互动、融合共进。抛开法条只谈理论，可能对立法有所助益，但对司法实践特别是具体办案用益无多。
可能会有研究者指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频度过快、修改幅度过大，因此评注的意义不大。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就曾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反观目前国内较为成熟的刑法，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现在，已有12个修正案，对整个刑法的修改幅度已达三分之一。这样的修改频度和幅度早已超越了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力度。但刑法教义学在国内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蔚为大观。张明楷教授在很多年前就曾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刑事诉讼法条文也不是嘲笑的对象，只有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忠实于法律文本，共同探求文本的意义，刑事诉讼法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由此构建的理论、提出的立法建言也才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法教义学的长处在于能够以已有的法律规范为中心形成一个构架坚固的理论与知识体系。理论不断在司法实践中接受考验，对于司法实践的批判与总结又不断将新的知识与理论添加到这一体系之中，这样法律的发展是渐进的但也是稳固的。关注法条并投入对法条的研究，不仅是法教义学的起点和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刑事诉讼法理论不断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
诚如前文所言，本书不是简单或系统地“堆砌”刑事诉讼法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也摆脱了传统“条文操作说明书”或“条文理解注释书”的写作方法，强调更多地从法理、解释和实践三个维度对每个条文进行深入理解和精确把握。对法条进行“蹂躏式”解读，“于微末处推敲，于精细处雕琢，感受法条的充盈之美”，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看似“细枝末节”式的研究并非在做无关痛痒的“文字游戏”，而是对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积极关切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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