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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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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在战国后期，随着秦统一六国的步伐加快，天下英才大半为秦所用。尽管如此，一个名不显扬、又有口吃的人却强烈地吸引了嬴政的目光。当嬴政读到《孤愤》《五蠹》等文章时，简直如饮甘露，如遇知己，特别是读到文中所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时，如同雷击，直击心灵，不由自主地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此人就是韩非，韩国贵族、荀子学生、李斯同学，“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其才华李斯自叹不如。韩非堪称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主张坚定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其法哲学基础是“因道全法”。
韩非在《饰邪》中提出，“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在《大体》中进一步说，“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大意是说，依照客观规律全面推行“法治”，就会君子安乐而大的犯罪被制止。安适闲静，顺应自然法则，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才能使人们不遭受法律的惩罚，鱼儿没有缺水的祸害。像这样，天下就很少有不能治理好的。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博采诸子百家之长，特别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营养和法家的实践经验，认为“道”是自然法则和事物内在规律，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永恒性，而且道高于法，道胜于法，道统摄法，道是衡量法律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因道全法”是君主治国的基本方略，这里的“因”是遵循、依照的意思，“全”是指全面、全体、全过程。只有“因道全法”，才能实现“治之至也”，“天下可运于掌矣”。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缘法而治”“法莫如显”“法与时转”“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一系列原创性、包含现代法治因子的观点论断。在韩非看来，这些观点论断的前提是这些法符合道、遵循道，是良法。正因如此，他在《问田》与堂谿公对话中认为，制定法律、设立法度是使民众获益的正道，才以大无畏精神步商鞅、吴起的后尘，以身去殉“法治”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因道全法”是先秦法家推行“法治”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追求。
“因道全法”思想建立在进化史观和对人性的理性分析之上。韩非继承了法家的朴素唯物论和进化史观传统，认为古时人民少而财货多，当今人民多而财货少，物质增长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势必产生争斗，圣人顺应自然法则，遵循天道，制定法律定分止争。韩非还超越人性善恶之争，认为人的本性“欲利自为”，人际关系实质上是利害关系。“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他以深刻冷峻的思考和摇曳多姿的文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提出法律要顺应人情，通过禁奸赏功以改造现实。
“秦王欲展一统志，远迎韩非为帝师。”“因道全法”思想的主旨是弘扬君权，强调君主权威，为天下统一和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理论支持。遗憾的是，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受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如何对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只是提出了君权运行的虚静无为原则和导致君危国亡的种种行为，姑且看作是对权力的消极制约和提醒预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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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道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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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9-0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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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在战国后期，随着秦统一六国的步伐加快，天下英才大半为秦所用。尽管如此，一个名不显扬、又有口吃的人却强烈地吸引了嬴政的目光。当嬴政读到《孤愤》《五蠹》等文章时，简直如饮甘露，如遇知己，特别是读到文中所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时，如同雷击，直击心灵，不由自主地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此人就是韩非，韩国贵族、荀子学生、李斯同学，“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其才华李斯自叹不如。韩非堪称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主张坚定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其法哲学基础是“因道全法”。
韩非在《饰邪》中提出，“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在《大体》中进一步说，“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大意是说，依照客观规律全面推行“法治”，就会君子安乐而大的犯罪被制止。安适闲静，顺应自然法则，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才能使人们不遭受法律的惩罚，鱼儿没有缺水的祸害。像这样，天下就很少有不能治理好的。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博采诸子百家之长，特别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营养和法家的实践经验，认为“道”是自然法则和事物内在规律，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永恒性，而且道高于法，道胜于法，道统摄法，道是衡量法律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因道全法”是君主治国的基本方略，这里的“因”是遵循、依照的意思，“全”是指全面、全体、全过程。只有“因道全法”，才能实现“治之至也”，“天下可运于掌矣”。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缘法而治”“法莫如显”“法与时转”“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一系列原创性、包含现代法治因子的观点论断。在韩非看来，这些观点论断的前提是这些法符合道、遵循道，是良法。正因如此，他在《问田》与堂谿公对话中认为，制定法律、设立法度是使民众获益的正道，才以大无畏精神步商鞅、吴起的后尘，以身去殉“法治”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因道全法”是先秦法家推行“法治”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追求。
“因道全法”思想建立在进化史观和对人性的理性分析之上。韩非继承了法家的朴素唯物论和进化史观传统，认为古时人民少而财货多，当今人民多而财货少，物质增长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势必产生争斗，圣人顺应自然法则，遵循天道，制定法律定分止争。韩非还超越人性善恶之争，认为人的本性“欲利自为”，人际关系实质上是利害关系。“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他以深刻冷峻的思考和摇曳多姿的文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提出法律要顺应人情，通过禁奸赏功以改造现实。
“秦王欲展一统志，远迎韩非为帝师。”“因道全法”思想的主旨是弘扬君权，强调君主权威，为天下统一和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理论支持。遗憾的是，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受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如何对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只是提出了君权运行的虚静无为原则和导致君危国亡的种种行为，姑且看作是对权力的消极制约和提醒预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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