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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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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勇
长城从来不是作为边界存在的,它只是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 在历史上,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 从齐长城到秦长城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会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说了一句“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 后来,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隔离带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的燕昭王(公元前300年—前284年)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期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铁蹄。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开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建造了更伟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乒乒砰砰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如此规模的建筑工地不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长城就在一片喧哗声中诞生了,这是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将喘息声、呻吟声和呐喊声汇集在一起,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 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荒草下面。历史就是由那些微量元素组成的,古老的长城匍匐在大地上,仿佛一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线索,引导我们回到过去,也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在400毫米降雨线上耸立起来 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博弈,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篱笆,分开了牧民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学者们居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与“狄夷”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我们能够想象出那五里墩生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间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里的安宁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到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牧者与耕者的身份进行了划分。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长城,则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雨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寻找最古老的长城 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大地上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年—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式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却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作为防御性的长城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中原王朝和外族订立盟约后,沿着长城的互市繁盛起来。不难想象,长城沿线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同期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能感觉到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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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华文明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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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长城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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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作家、学者,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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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勇
长城从来不是作为边界存在的,它只是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 在历史上,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 从齐长城到秦长城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会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说了一句“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 后来,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隔离带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的燕昭王(公元前300年—前284年)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期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铁蹄。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开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建造了更伟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乒乒砰砰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如此规模的建筑工地不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长城就在一片喧哗声中诞生了,这是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将喘息声、呻吟声和呐喊声汇集在一起,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 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荒草下面。历史就是由那些微量元素组成的,古老的长城匍匐在大地上,仿佛一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线索,引导我们回到过去,也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在400毫米降雨线上耸立起来 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博弈,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篱笆,分开了牧民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学者们居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与“狄夷”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我们能够想象出那五里墩生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间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里的安宁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到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牧者与耕者的身份进行了划分。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长城,则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雨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寻找最古老的长城 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大地上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年—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式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却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作为防御性的长城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中原王朝和外族订立盟约后,沿着长城的互市繁盛起来。不难想象,长城沿线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同期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能感觉到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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