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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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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蔚堃
“咦？姚某？这个当事人的名字怎么这么眼熟？”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在办案系统中检索……几秒后……果然！一件两年前办理的房屋买卖纠纷再次跃然呈现——
姚某与李某、罗某在2017年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姚某以总价57万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李某、罗某，当日付10万元，之后每年付10万元，4年付清，款项付清后，姚某协助李某、罗某办理房屋产权证，费用由李某、罗某承担。当日，李某、罗某支付了10万元后接收了房屋，又于2019年、2020年分别支付了6万元和10万元，之后再未付款。姚某于2021年向李某、罗某发出《解除〈房屋转让协议〉的函》，后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协议已解除，并要求李某、罗某返还房屋。在诉讼过程中，李某、罗某抗辩已与姚某口头变更付款方式并申请证人作证，李某、罗某当庭也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余款，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目的尚可实现，遂驳回了姚某诉讼请求。姚某不服，提起上诉，我是二审的承办法官，同样认可一审的意见，便维持了原判。二审中，姚某取得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两年多过去了，没想到这个纠纷还没解决。
2023年姚某再以李某、罗某于生效判决后仍未支付余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而李某、罗某提起了反诉，请求办理过户。一审法院再次以姚某无证据证明李某、罗某存在主观故意不支付房款为由驳回了姚某的诉请，同时，亦以李某、罗某尚未支付尾款为由驳回了反诉请求。双方均不服，再次上诉，好巧不巧，这个案子又分给了我。不变的是僵局，变的是双方当事人更为激动的对立情绪，庭审后，双方均拒绝调解。
“一套房子，两场官司，四次庭审，这案子要判大概率还是维持，那这纠纷就没完没了，最让人不安的是李某还曾威胁过姚某，派出所还出了警，这事儿有民转刑的风险呀。这次必须得把这件事儿解决掉。”我心里这么琢磨着，于是赶紧联系做调解工作。调解当天，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晰利弊、给出建议，双方的强硬态度终于开始慢慢松动，初步达成由李某夫妇补偿姚某7万元，办理不动产权证和办理过户的费用均由李某夫妇负担。但因涉案房屋是工抵房，双方对于办理房本的税费各执一词，调解又陷入了僵局。我打听到了开发商的联系方式，询问了相关情况，与姚某所述大体一致，于是我又给李、罗两人做工作。就这样，我来来回回又做了好几次的背对背调解，双方最终将补偿过户等费用议定为15万元，并约定当年6月5日办理过户手续。在起草调解协议时，双方又因为曾经的恩怨发生了争吵，我赶紧努力安抚，并决定亲自“盯着”双方当事人去办证。
过户当天，手续办得很顺利。站在办证大厅，我暗自松了口气。最后，我把双方招呼到一起，说：“你们曾经都是朋友，今天化干戈为玉帛，我为你们高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握个手，以后还是朋友。”姚某和李某、罗某都有所动容，最终握手言和。我和助理离开之前，李某握着我的手说：“我嘴笨，不会说话，杨法官，真的谢谢你！”姚某等在大厅门口，出门时，拍了拍我的肩说：“辛苦了！真心感谢，真想请你们吃个饭……”我笑着谢绝，朝他们挥挥手，和助理回院里继续工作。
过户当天是芒种，蒙蒙细雨下了一整天，看着窗外，我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努力也能像这雨水一般，滋润法律在当事人心中播下的法治、和谐的种子。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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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种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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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6-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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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蔚堃
“咦？姚某？这个当事人的名字怎么这么眼熟？”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在办案系统中检索……几秒后……果然！一件两年前办理的房屋买卖纠纷再次跃然呈现——
姚某与李某、罗某在2017年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姚某以总价57万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李某、罗某，当日付10万元，之后每年付10万元，4年付清，款项付清后，姚某协助李某、罗某办理房屋产权证，费用由李某、罗某承担。当日，李某、罗某支付了10万元后接收了房屋，又于2019年、2020年分别支付了6万元和10万元，之后再未付款。姚某于2021年向李某、罗某发出《解除〈房屋转让协议〉的函》，后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协议已解除，并要求李某、罗某返还房屋。在诉讼过程中，李某、罗某抗辩已与姚某口头变更付款方式并申请证人作证，李某、罗某当庭也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余款，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目的尚可实现，遂驳回了姚某诉讼请求。姚某不服，提起上诉，我是二审的承办法官，同样认可一审的意见，便维持了原判。二审中，姚某取得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两年多过去了，没想到这个纠纷还没解决。
2023年姚某再以李某、罗某于生效判决后仍未支付余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而李某、罗某提起了反诉，请求办理过户。一审法院再次以姚某无证据证明李某、罗某存在主观故意不支付房款为由驳回了姚某的诉请，同时，亦以李某、罗某尚未支付尾款为由驳回了反诉请求。双方均不服，再次上诉，好巧不巧，这个案子又分给了我。不变的是僵局，变的是双方当事人更为激动的对立情绪，庭审后，双方均拒绝调解。
“一套房子，两场官司，四次庭审，这案子要判大概率还是维持，那这纠纷就没完没了，最让人不安的是李某还曾威胁过姚某，派出所还出了警，这事儿有民转刑的风险呀。这次必须得把这件事儿解决掉。”我心里这么琢磨着，于是赶紧联系做调解工作。调解当天，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晰利弊、给出建议，双方的强硬态度终于开始慢慢松动，初步达成由李某夫妇补偿姚某7万元，办理不动产权证和办理过户的费用均由李某夫妇负担。但因涉案房屋是工抵房，双方对于办理房本的税费各执一词，调解又陷入了僵局。我打听到了开发商的联系方式，询问了相关情况，与姚某所述大体一致，于是我又给李、罗两人做工作。就这样，我来来回回又做了好几次的背对背调解，双方最终将补偿过户等费用议定为15万元，并约定当年6月5日办理过户手续。在起草调解协议时，双方又因为曾经的恩怨发生了争吵，我赶紧努力安抚，并决定亲自“盯着”双方当事人去办证。
过户当天，手续办得很顺利。站在办证大厅，我暗自松了口气。最后，我把双方招呼到一起，说：“你们曾经都是朋友，今天化干戈为玉帛，我为你们高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握个手，以后还是朋友。”姚某和李某、罗某都有所动容，最终握手言和。我和助理离开之前，李某握着我的手说：“我嘴笨，不会说话，杨法官，真的谢谢你！”姚某等在大厅门口，出门时，拍了拍我的肩说：“辛苦了！真心感谢，真想请你们吃个饭……”我笑着谢绝，朝他们挥挥手，和助理回院里继续工作。
过户当天是芒种，蒙蒙细雨下了一整天，看着窗外，我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努力也能像这雨水一般，滋润法律在当事人心中播下的法治、和谐的种子。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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