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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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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等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一年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正当这时，太子入朝见秦孝公，未按规定在宫门前下车步行，而是驱车直入。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后来，公子虔又犯法，被处以劓刑，也就是割去了鼻子）；对给太子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是王公贵族，其中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哥哥。处罚公子虔和公孙贾的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到第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成语就来源于这个故事。
商鞅在变法中提出了“壹刑”思想。“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刑罚不分贵贱亲疏，普遍适用。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无论何种身份，一旦犯罪，即“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都应当治罪受刑，严重者“罪死不赦”。第二，功不抵罪，善不亏法。即“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第三，官员犯罪，从重处罚。即“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为了阐明“壹刑”思想，彰显“刑无等级”精神，商鞅引用晋文公对宠臣颠颉因开会迟到而处刑、周公杀兄弟管叔这两个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故事作为辅证。
商鞅的“刑无等级”主张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进步性和局限性。早期法家管仲、子产都主张严明赏罚，管仲明确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可以讲，商鞅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思想。韩非进一步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法家思想凝练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先秦法制原则和精神的集中表达。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转型、大变动而造就的，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商鞅为了富国强兵，把过去“国之大者，在祀与戎”变为“国之大者，在农与战”，将法令作为保障“农”和“战”的基本手段。这使军人和农夫在秦国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刑无等级”主张与西周以来的传统不符，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特权，体现了法的公平、正义等内在价值取向，打击了旧贵族势力，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但是，应当看到，商鞅的“刑无等级”主张和今天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在“刑无等级”中，刑罚的对象并不包含“君主”，即便对太子，也仅是处罚其师傅而不是本人。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盛赞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在人类法制史上，平等与特权的斗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商鞅“刑无等级”的主张和实践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最终确立，做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铺垫和探索，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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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无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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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4-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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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等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一年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正当这时，太子入朝见秦孝公，未按规定在宫门前下车步行，而是驱车直入。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后来，公子虔又犯法，被处以劓刑，也就是割去了鼻子）；对给太子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是王公贵族，其中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哥哥。处罚公子虔和公孙贾的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到第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成语就来源于这个故事。
商鞅在变法中提出了“壹刑”思想。“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刑罚不分贵贱亲疏，普遍适用。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无论何种身份，一旦犯罪，即“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都应当治罪受刑，严重者“罪死不赦”。第二，功不抵罪，善不亏法。即“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第三，官员犯罪，从重处罚。即“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为了阐明“壹刑”思想，彰显“刑无等级”精神，商鞅引用晋文公对宠臣颠颉因开会迟到而处刑、周公杀兄弟管叔这两个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故事作为辅证。
商鞅的“刑无等级”主张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进步性和局限性。早期法家管仲、子产都主张严明赏罚，管仲明确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可以讲，商鞅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思想。韩非进一步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法家思想凝练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先秦法制原则和精神的集中表达。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转型、大变动而造就的，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商鞅为了富国强兵，把过去“国之大者，在祀与戎”变为“国之大者，在农与战”，将法令作为保障“农”和“战”的基本手段。这使军人和农夫在秦国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刑无等级”主张与西周以来的传统不符，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特权，体现了法的公平、正义等内在价值取向，打击了旧贵族势力，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但是，应当看到，商鞅的“刑无等级”主张和今天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在“刑无等级”中，刑罚的对象并不包含“君主”，即便对太子，也仅是处罚其师傅而不是本人。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盛赞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在人类法制史上，平等与特权的斗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商鞅“刑无等级”的主张和实践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最终确立，做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铺垫和探索，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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