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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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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上初一的儿子放寒假了，学校留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要求录制一个红色故事的视频，孩子向我求教，问能不能由我来完成文案，他来拍摄和朗诵。思来想去，陕西有着诸多的革命遗址，更流传着许多红色故事，选什么内容，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恰好中午时分，家乡榆林子洲县志办给父亲打来电话，想要一下我大伯的革命烈士证书，一下点醒了我，何不讲讲我家的红色故事。就写一写我的大伯和二伯吧，尽管这两个长辈我都没有见过，但自打记事起，他们的故事就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有五个坟茔的大伯
我的大伯张宗元，小名叫“应宗”，1929年出生在榆林市清涧县苏帖一里的一户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均是朴实的农民，大伯是家中第一个子嗣，备受家人喜爱，这一点我幼时常常能感受得到：“我的大儿可是个好后生”，那是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言语中透着深深的爱：“可惜连一把骨头都没留下。”
1947年，大伯与族中的几个青年投身革命，加入西北野战军，据同去的老人回忆，大伯待人实诚，和战友们感情很好，大家都喜欢叫他的小名“应宗”，这也是大伯牺牲后多了两个坟茔的缘故。
1948年2月22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围城打援”的重要军事战略决策，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西北野战军5个纵队7.2万人的兵力，打响了西北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瓦子街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场战役中一纵358旅714团全团壮烈牺牲，整场战役我军牺牲指战员5287人，身在359旅的大伯亦阵亡，殉年19岁。
解放初期陕北交通和信息联络不便，尽管失去联系多年，明知凶多吉少，但祖父母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包括1962年人民政府将祖父母一家定为“革命烈属”，1982年民政部补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之后，这份希望的光仍然未曾熄灭，特别是我的祖母，总念叨有一天能盼来大伯生还的消息，以至于我父亲参加工作后，祖母还让他给相关部门写过信，查找有无被国民党俘虏到台湾去的可能，尽管这不光彩，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能活着的最大期望，这份期望，一直延续到1996年祖母去世。
为了了却祖母的夙愿，90年代初期父亲找了民间艺人，加工了一对10厘米大小的银人，以大伯、大妈的身份在祖父母坟茔之下安葬，这便是家中伯父的坟茔了。
后来，据多方打听，同与大伯参战的战友回忆，他是在冲锋时遭到敌人炮火轰炸牺牲的。瓦子街战役尽管是一场胜仗，但大部队急于要追击国民党残部，收复延安，解放关中，因此烈士遗体能辨明身份的就用砖头写上信息匆匆安葬，清理战场时幸存的战友发现“应宗”牺牲了，由于不知道他的大名，就在砖块上写上了“张应宗”的名字。
1949年4月，为缅怀在战役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人民政府在瓦子街修建了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为伯父以“张应宗”之名建了烈士坟墓，同时按照部队花名册记载统计战损，修建了“革命烈士张宗元之墓”。
1984年当地政府重新修缮陵园，为所有烈士立了墓碑，故在瓦子街烈士陵园我的伯父有两处坟茔。
2014年，子洲县人民政府为本县籍的烈士修筑陵园，参考瓦子街烈士陵园，在子洲烈士陵园又为我的大伯张宗元（张应宗）建了两座墓，至此我的大伯就有了5处坟茔。
有七处战伤的二伯
我的二伯张治元，小名叫“马驹”，1930年出生，是我祖父的亲侄子，父亲的堂兄。如果说大伯的红色故事短暂而又平淡，二伯的故事便可以延续得更长，和大伯一同上的瓦子街战场，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少在我的家族中是这样的。
听长辈们说，二伯自小就“燎嚓”（方言，指做人做事灵活）。二伯是与大伯一同参军的，二伯暮年回忆当年参军的情景，入伍登记时，同样被问及“识不识字”，大伯实诚，一五一十地回答“不识字”，就被分到了战斗班，编入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问到二伯时，二伯回答：“识两个字”，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回答改变了他的命运，被定性为“有文化”，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358旅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相比战斗班，战地医护人员的风险要略小，这也是让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的二伯，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吧，但全身7处大的战伤，每一处都记载着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
没多少文化的硬伤始终是“梗”，不久便“露馅了”，一次战斗中，军医给开了个处方，让二伯去拿药，这让几乎是文盲的二伯犯了难，斗大的字他识不了几个，只好如实相告。
医生责问：“你不是有文化吗？”
“入伍登记时问我识字不？我说识两个字”，二伯略带委屈地申辩：“我就认识人民的‘人’和萝卜的‘卜’这两个字……”医生气得哭笑不得，但战斗打得急，也只好作罢重新安排。
之后，二伯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关中的大小战斗百余次；1949年9月转战青海，一边跟着部队解放大西北，一边参加扫盲班学习，因为人很机灵，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委派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修，由于有着身经百战的实践经验，加上不断学习，后来他还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院的知名外科专家。
1982年，二伯因身体原因，提前离休，住进河北省石家庄军干所，2009年病故，享年79岁。
战争是残酷的，也许，我们已经远离战争多年，以至于有的人对它的残酷性麻木淡化；和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已经拥有和平很久，以至于有的人对今天的和平不懂珍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想想自己一个家族中的这些先辈，就联想到不知还有多少家庭中的先辈们流血牺牲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写下大伯和二伯的故事，让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们能将先辈故事传颂，希望千千万万家庭都能记住自家先辈的付出，更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记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牺牲奉献的先辈们。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西咸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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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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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3-0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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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上初一的儿子放寒假了，学校留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要求录制一个红色故事的视频，孩子向我求教，问能不能由我来完成文案，他来拍摄和朗诵。思来想去，陕西有着诸多的革命遗址，更流传着许多红色故事，选什么内容，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恰好中午时分，家乡榆林子洲县志办给父亲打来电话，想要一下我大伯的革命烈士证书，一下点醒了我，何不讲讲我家的红色故事。就写一写我的大伯和二伯吧，尽管这两个长辈我都没有见过，但自打记事起，他们的故事就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有五个坟茔的大伯
我的大伯张宗元，小名叫“应宗”，1929年出生在榆林市清涧县苏帖一里的一户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均是朴实的农民，大伯是家中第一个子嗣，备受家人喜爱，这一点我幼时常常能感受得到：“我的大儿可是个好后生”，那是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言语中透着深深的爱：“可惜连一把骨头都没留下。”
1947年，大伯与族中的几个青年投身革命，加入西北野战军，据同去的老人回忆，大伯待人实诚，和战友们感情很好，大家都喜欢叫他的小名“应宗”，这也是大伯牺牲后多了两个坟茔的缘故。
1948年2月22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围城打援”的重要军事战略决策，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西北野战军5个纵队7.2万人的兵力，打响了西北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瓦子街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场战役中一纵358旅714团全团壮烈牺牲，整场战役我军牺牲指战员5287人，身在359旅的大伯亦阵亡，殉年19岁。
解放初期陕北交通和信息联络不便，尽管失去联系多年，明知凶多吉少，但祖父母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包括1962年人民政府将祖父母一家定为“革命烈属”，1982年民政部补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之后，这份希望的光仍然未曾熄灭，特别是我的祖母，总念叨有一天能盼来大伯生还的消息，以至于我父亲参加工作后，祖母还让他给相关部门写过信，查找有无被国民党俘虏到台湾去的可能，尽管这不光彩，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能活着的最大期望，这份期望，一直延续到1996年祖母去世。
为了了却祖母的夙愿，90年代初期父亲找了民间艺人，加工了一对10厘米大小的银人，以大伯、大妈的身份在祖父母坟茔之下安葬，这便是家中伯父的坟茔了。
后来，据多方打听，同与大伯参战的战友回忆，他是在冲锋时遭到敌人炮火轰炸牺牲的。瓦子街战役尽管是一场胜仗，但大部队急于要追击国民党残部，收复延安，解放关中，因此烈士遗体能辨明身份的就用砖头写上信息匆匆安葬，清理战场时幸存的战友发现“应宗”牺牲了，由于不知道他的大名，就在砖块上写上了“张应宗”的名字。
1949年4月，为缅怀在战役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人民政府在瓦子街修建了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为伯父以“张应宗”之名建了烈士坟墓，同时按照部队花名册记载统计战损，修建了“革命烈士张宗元之墓”。
1984年当地政府重新修缮陵园，为所有烈士立了墓碑，故在瓦子街烈士陵园我的伯父有两处坟茔。
2014年，子洲县人民政府为本县籍的烈士修筑陵园，参考瓦子街烈士陵园，在子洲烈士陵园又为我的大伯张宗元（张应宗）建了两座墓，至此我的大伯就有了5处坟茔。
有七处战伤的二伯
我的二伯张治元，小名叫“马驹”，1930年出生，是我祖父的亲侄子，父亲的堂兄。如果说大伯的红色故事短暂而又平淡，二伯的故事便可以延续得更长，和大伯一同上的瓦子街战场，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少在我的家族中是这样的。
听长辈们说，二伯自小就“燎嚓”（方言，指做人做事灵活）。二伯是与大伯一同参军的，二伯暮年回忆当年参军的情景，入伍登记时，同样被问及“识不识字”，大伯实诚，一五一十地回答“不识字”，就被分到了战斗班，编入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问到二伯时，二伯回答：“识两个字”，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回答改变了他的命运，被定性为“有文化”，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358旅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相比战斗班，战地医护人员的风险要略小，这也是让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的二伯，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吧，但全身7处大的战伤，每一处都记载着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
没多少文化的硬伤始终是“梗”，不久便“露馅了”，一次战斗中，军医给开了个处方，让二伯去拿药，这让几乎是文盲的二伯犯了难，斗大的字他识不了几个，只好如实相告。
医生责问：“你不是有文化吗？”
“入伍登记时问我识字不？我说识两个字”，二伯略带委屈地申辩：“我就认识人民的‘人’和萝卜的‘卜’这两个字……”医生气得哭笑不得，但战斗打得急，也只好作罢重新安排。
之后，二伯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关中的大小战斗百余次；1949年9月转战青海，一边跟着部队解放大西北，一边参加扫盲班学习，因为人很机灵，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委派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修，由于有着身经百战的实践经验，加上不断学习，后来他还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院的知名外科专家。
1982年，二伯因身体原因，提前离休，住进河北省石家庄军干所，2009年病故，享年79岁。
战争是残酷的，也许，我们已经远离战争多年，以至于有的人对它的残酷性麻木淡化；和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已经拥有和平很久，以至于有的人对今天的和平不懂珍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想想自己一个家族中的这些先辈，就联想到不知还有多少家庭中的先辈们流血牺牲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写下大伯和二伯的故事，让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们能将先辈故事传颂，希望千千万万家庭都能记住自家先辈的付出，更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记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牺牲奉献的先辈们。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西咸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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