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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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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上初一的儿子放寒假了,学校留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要求录制一个红色故事的视频,孩子向我求教,问能不能由我来完成文案,他来拍摄和朗诵。思来想去,陕西有着诸多的革命遗址,更流传着许多红色故事,选什么内容,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恰好中午时分,家乡榆林子洲县志办给父亲打来电话,想要一下我大伯的革命烈士证书,一下点醒了我,何不讲讲我家的红色故事。就写一写我的大伯和二伯吧,尽管这两个长辈我都没有见过,但自打记事起,他们的故事就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有五个坟茔的大伯 我的大伯张宗元,小名叫“应宗”,1929年出生在榆林市清涧县苏帖一里的一户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均是朴实的农民,大伯是家中第一个子嗣,备受家人喜爱,这一点我幼时常常能感受得到:“我的大儿可是个好后生”,那是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言语中透着深深的爱:“可惜连一把骨头都没留下。” 1947年,大伯与族中的几个青年投身革命,加入西北野战军,据同去的老人回忆,大伯待人实诚,和战友们感情很好,大家都喜欢叫他的小名“应宗”,这也是大伯牺牲后多了两个坟茔的缘故。 1948年2月22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围城打援”的重要军事战略决策,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西北野战军5个纵队7.2万人的兵力,打响了西北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瓦子街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场战役中一纵358旅714团全团壮烈牺牲,整场战役我军牺牲指战员5287人,身在359旅的大伯亦阵亡,殉年19岁。 解放初期陕北交通和信息联络不便,尽管失去联系多年,明知凶多吉少,但祖父母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包括1962年人民政府将祖父母一家定为“革命烈属”,1982年民政部补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之后,这份希望的光仍然未曾熄灭,特别是我的祖母,总念叨有一天能盼来大伯生还的消息,以至于我父亲参加工作后,祖母还让他给相关部门写过信,查找有无被国民党俘虏到台湾去的可能,尽管这不光彩,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能活着的最大期望,这份期望,一直延续到1996年祖母去世。 为了了却祖母的夙愿,90年代初期父亲找了民间艺人,加工了一对10厘米大小的银人,以大伯、大妈的身份在祖父母坟茔之下安葬,这便是家中伯父的坟茔了。 后来,据多方打听,同与大伯参战的战友回忆,他是在冲锋时遭到敌人炮火轰炸牺牲的。瓦子街战役尽管是一场胜仗,但大部队急于要追击国民党残部,收复延安,解放关中,因此烈士遗体能辨明身份的就用砖头写上信息匆匆安葬,清理战场时幸存的战友发现“应宗”牺牲了,由于不知道他的大名,就在砖块上写上了“张应宗”的名字。 1949年4月,为缅怀在战役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人民政府在瓦子街修建了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为伯父以“张应宗”之名建了烈士坟墓,同时按照部队花名册记载统计战损,修建了“革命烈士张宗元之墓”。 1984年当地政府重新修缮陵园,为所有烈士立了墓碑,故在瓦子街烈士陵园我的伯父有两处坟茔。 2014年,子洲县人民政府为本县籍的烈士修筑陵园,参考瓦子街烈士陵园,在子洲烈士陵园又为我的大伯张宗元(张应宗)建了两座墓,至此我的大伯就有了5处坟茔。 有七处战伤的二伯 我的二伯张治元,小名叫“马驹”,1930年出生,是我祖父的亲侄子,父亲的堂兄。如果说大伯的红色故事短暂而又平淡,二伯的故事便可以延续得更长,和大伯一同上的瓦子街战场,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少在我的家族中是这样的。 听长辈们说,二伯自小就“燎嚓”(方言,指做人做事灵活)。二伯是与大伯一同参军的,二伯暮年回忆当年参军的情景,入伍登记时,同样被问及“识不识字”,大伯实诚,一五一十地回答“不识字”,就被分到了战斗班,编入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问到二伯时,二伯回答:“识两个字”,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回答改变了他的命运,被定性为“有文化”,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358旅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相比战斗班,战地医护人员的风险要略小,这也是让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的二伯,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吧,但全身7处大的战伤,每一处都记载着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 没多少文化的硬伤始终是“梗”,不久便“露馅了”,一次战斗中,军医给开了个处方,让二伯去拿药,这让几乎是文盲的二伯犯了难,斗大的字他识不了几个,只好如实相告。 医生责问:“你不是有文化吗?” “入伍登记时问我识字不?我说识两个字”,二伯略带委屈地申辩:“我就认识人民的‘人’和萝卜的‘卜’这两个字……”医生气得哭笑不得,但战斗打得急,也只好作罢重新安排。 之后,二伯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关中的大小战斗百余次;1949年9月转战青海,一边跟着部队解放大西北,一边参加扫盲班学习,因为人很机灵,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委派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修,由于有着身经百战的实践经验,加上不断学习,后来他还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院的知名外科专家。 1982年,二伯因身体原因,提前离休,住进河北省石家庄军干所,2009年病故,享年79岁。 战争是残酷的,也许,我们已经远离战争多年,以至于有的人对它的残酷性麻木淡化;和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已经拥有和平很久,以至于有的人对今天的和平不懂珍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想想自己一个家族中的这些先辈,就联想到不知还有多少家庭中的先辈们流血牺牲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写下大伯和二伯的故事,让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们能将先辈故事传颂,希望千千万万家庭都能记住自家先辈的付出,更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记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牺牲奉献的先辈们。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西咸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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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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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0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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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上初一的儿子放寒假了,学校留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要求录制一个红色故事的视频,孩子向我求教,问能不能由我来完成文案,他来拍摄和朗诵。思来想去,陕西有着诸多的革命遗址,更流传着许多红色故事,选什么内容,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恰好中午时分,家乡榆林子洲县志办给父亲打来电话,想要一下我大伯的革命烈士证书,一下点醒了我,何不讲讲我家的红色故事。就写一写我的大伯和二伯吧,尽管这两个长辈我都没有见过,但自打记事起,他们的故事就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有五个坟茔的大伯 我的大伯张宗元,小名叫“应宗”,1929年出生在榆林市清涧县苏帖一里的一户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均是朴实的农民,大伯是家中第一个子嗣,备受家人喜爱,这一点我幼时常常能感受得到:“我的大儿可是个好后生”,那是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言语中透着深深的爱:“可惜连一把骨头都没留下。” 1947年,大伯与族中的几个青年投身革命,加入西北野战军,据同去的老人回忆,大伯待人实诚,和战友们感情很好,大家都喜欢叫他的小名“应宗”,这也是大伯牺牲后多了两个坟茔的缘故。 1948年2月22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围城打援”的重要军事战略决策,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西北野战军5个纵队7.2万人的兵力,打响了西北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瓦子街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场战役中一纵358旅714团全团壮烈牺牲,整场战役我军牺牲指战员5287人,身在359旅的大伯亦阵亡,殉年19岁。 解放初期陕北交通和信息联络不便,尽管失去联系多年,明知凶多吉少,但祖父母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包括1962年人民政府将祖父母一家定为“革命烈属”,1982年民政部补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之后,这份希望的光仍然未曾熄灭,特别是我的祖母,总念叨有一天能盼来大伯生还的消息,以至于我父亲参加工作后,祖母还让他给相关部门写过信,查找有无被国民党俘虏到台湾去的可能,尽管这不光彩,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能活着的最大期望,这份期望,一直延续到1996年祖母去世。 为了了却祖母的夙愿,90年代初期父亲找了民间艺人,加工了一对10厘米大小的银人,以大伯、大妈的身份在祖父母坟茔之下安葬,这便是家中伯父的坟茔了。 后来,据多方打听,同与大伯参战的战友回忆,他是在冲锋时遭到敌人炮火轰炸牺牲的。瓦子街战役尽管是一场胜仗,但大部队急于要追击国民党残部,收复延安,解放关中,因此烈士遗体能辨明身份的就用砖头写上信息匆匆安葬,清理战场时幸存的战友发现“应宗”牺牲了,由于不知道他的大名,就在砖块上写上了“张应宗”的名字。 1949年4月,为缅怀在战役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人民政府在瓦子街修建了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为伯父以“张应宗”之名建了烈士坟墓,同时按照部队花名册记载统计战损,修建了“革命烈士张宗元之墓”。 1984年当地政府重新修缮陵园,为所有烈士立了墓碑,故在瓦子街烈士陵园我的伯父有两处坟茔。 2014年,子洲县人民政府为本县籍的烈士修筑陵园,参考瓦子街烈士陵园,在子洲烈士陵园又为我的大伯张宗元(张应宗)建了两座墓,至此我的大伯就有了5处坟茔。 有七处战伤的二伯 我的二伯张治元,小名叫“马驹”,1930年出生,是我祖父的亲侄子,父亲的堂兄。如果说大伯的红色故事短暂而又平淡,二伯的故事便可以延续得更长,和大伯一同上的瓦子街战场,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少在我的家族中是这样的。 听长辈们说,二伯自小就“燎嚓”(方言,指做人做事灵活)。二伯是与大伯一同参军的,二伯暮年回忆当年参军的情景,入伍登记时,同样被问及“识不识字”,大伯实诚,一五一十地回答“不识字”,就被分到了战斗班,编入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问到二伯时,二伯回答:“识两个字”,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回答改变了他的命运,被定性为“有文化”,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358旅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相比战斗班,战地医护人员的风险要略小,这也是让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的二伯,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吧,但全身7处大的战伤,每一处都记载着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 没多少文化的硬伤始终是“梗”,不久便“露馅了”,一次战斗中,军医给开了个处方,让二伯去拿药,这让几乎是文盲的二伯犯了难,斗大的字他识不了几个,只好如实相告。 医生责问:“你不是有文化吗?” “入伍登记时问我识字不?我说识两个字”,二伯略带委屈地申辩:“我就认识人民的‘人’和萝卜的‘卜’这两个字……”医生气得哭笑不得,但战斗打得急,也只好作罢重新安排。 之后,二伯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关中的大小战斗百余次;1949年9月转战青海,一边跟着部队解放大西北,一边参加扫盲班学习,因为人很机灵,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委派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修,由于有着身经百战的实践经验,加上不断学习,后来他还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院的知名外科专家。 1982年,二伯因身体原因,提前离休,住进河北省石家庄军干所,2009年病故,享年79岁。 战争是残酷的,也许,我们已经远离战争多年,以至于有的人对它的残酷性麻木淡化;和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已经拥有和平很久,以至于有的人对今天的和平不懂珍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想想自己一个家族中的这些先辈,就联想到不知还有多少家庭中的先辈们流血牺牲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写下大伯和二伯的故事,让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们能将先辈故事传颂,希望千千万万家庭都能记住自家先辈的付出,更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记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牺牲奉献的先辈们。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西咸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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