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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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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守中
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政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一则寓言故事。一次，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这叫什么山谷？”老人回答说：“叫愚公山谷。”桓公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老人回答道：“这用的是臣下的名字。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年轻人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愚笨，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您确实够愚笨的。”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皋陶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真有，老人也必定不给。而现在，老人知道判案不公正，只好认栽。请让我修明政治、好好治理齐国吧。”
这里的“愚公”不是“愚公移山”的愚公，但他和移山的愚公一样大智若愚，巧妙地启迪和激励统治者见微知著，顾念苍生。作为平民、商人出身的管仲以其大智大勇，辅助齐桓公孜孜以求由乱到治的救世良方，推行了一系列务实而又富有远见的改革。当时的社会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天下纷争，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即将上演，“轴心时代”拉开序幕。而齐国又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自姜太公治齐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就开创了滨海工商文明，民众历来对公正和平等有较高的诉求。管仲顺应时代和国情，率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并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脱离物质条件去空谈礼法。一是富民，注重发展生产。在管仲看来，第一位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思想。二是教民，注重道德教化。从“仓廪实”到“知礼节”，从“衣食足”到“知荣辱”，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进行道德建设。管仲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三是明法，注重“令顺民心”。管仲对法律的统一、权威、公开和平等等特征作了大量深刻论述，提出“法律之判定，力求统一”“威不两措，政不二门”“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此谓为大治”；认为君主立法如果“取民无度”，法令就无法推行，主张法从习惯，强调“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反对专任刑罚，指出“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为规范市场，齐国当时制定了“市法”，禁止欺行霸市、缺斤短两。为鼓励经商投资，不仅为诸侯国的商人建造客栈，而且规定拉一车货来齐的，免费提供食物；拉三车货的，另为牲口提供饲料；拉五车货的，还提供五个服务人员，从而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堪称我国古代法家的杰出先驱，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以法治国”主张虽然包含许多进步因素，但它说到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依法治国”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管仲的功业和法律思想依旧光彩照人，至今具有资政育人的重要价值。顺乎民情民意，能让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法治就是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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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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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2-2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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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守中
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政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一则寓言故事。一次，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这叫什么山谷？”老人回答说：“叫愚公山谷。”桓公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老人回答道：“这用的是臣下的名字。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年轻人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愚笨，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您确实够愚笨的。”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皋陶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真有，老人也必定不给。而现在，老人知道判案不公正，只好认栽。请让我修明政治、好好治理齐国吧。”
这里的“愚公”不是“愚公移山”的愚公，但他和移山的愚公一样大智若愚，巧妙地启迪和激励统治者见微知著，顾念苍生。作为平民、商人出身的管仲以其大智大勇，辅助齐桓公孜孜以求由乱到治的救世良方，推行了一系列务实而又富有远见的改革。当时的社会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天下纷争，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即将上演，“轴心时代”拉开序幕。而齐国又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自姜太公治齐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就开创了滨海工商文明，民众历来对公正和平等有较高的诉求。管仲顺应时代和国情，率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并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脱离物质条件去空谈礼法。一是富民，注重发展生产。在管仲看来，第一位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思想。二是教民，注重道德教化。从“仓廪实”到“知礼节”，从“衣食足”到“知荣辱”，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进行道德建设。管仲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三是明法，注重“令顺民心”。管仲对法律的统一、权威、公开和平等等特征作了大量深刻论述，提出“法律之判定，力求统一”“威不两措，政不二门”“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此谓为大治”；认为君主立法如果“取民无度”，法令就无法推行，主张法从习惯，强调“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反对专任刑罚，指出“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为规范市场，齐国当时制定了“市法”，禁止欺行霸市、缺斤短两。为鼓励经商投资，不仅为诸侯国的商人建造客栈，而且规定拉一车货来齐的，免费提供食物；拉三车货的，另为牲口提供饲料；拉五车货的，还提供五个服务人员，从而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堪称我国古代法家的杰出先驱，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以法治国”主张虽然包含许多进步因素，但它说到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依法治国”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管仲的功业和法律思想依旧光彩照人，至今具有资政育人的重要价值。顺乎民情民意，能让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法治就是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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