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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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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守中
“明德慎罚”一词出自《尚书·康诰》，是西周初期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周公姬旦提出来的。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纣王之子武庚趁机蛊惑管叔、蔡叔等人，纠集东夷方国反叛作乱。周公率师东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那年三月，春和景明，周公在洛水旁举行新都城奠基仪式，四方臣民都前来参加。在这个盛会上，周公宣读了成王封康叔（武王最小的弟弟）于殷地的任命，对康叔进行了一番训诫教导，核心要求是“明德慎罚”，希望康叔彰显德政，慎用刑罚。《康诰》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训辞，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的经典。
“明德”连接“天命”和民心，是“慎罚”的精神主宰。周灭商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从理论上如何对待夏商以来的“天命”。如果简单肯定“天命”，就意味着自我否定翦商的正当性；如果简单否定“天命”，就意味着自我否定建周的神圣性。西周初期统治者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天命”属于有德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的核心是敬天保民。周公告诫康叔“惟命不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加强道德修养，力戒骄奢淫逸，关心小民疾苦，才能保有“天命”。这种新的天命观把民心提高到“天命”的高度，“明德”把“天命”和民心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夏商以来形成的神本论天命观转向人本论，为政权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提供了基本依据。西周初期统治者已清醒认识到，刑罚会直接影响民心向背。“明德慎罚”体现了这种新天命观，在“明德”的指引下，“慎罚”超越了夏商的“神判”和“天罚”。自此，中国古代法律开始从“重神”转向“重人”，人的地位逐步提高。
“慎罚”要求刑罚适中，是“明德”的具体体现。周灭商后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实践上如何对殷地进行有效治理，巩固新生政权。周公二次东征后，虽然武力上取胜了，但康叔所封的殷地社会矛盾仍然尖锐复杂。周公教导康叔“德之说于罚之行”，就是要把德政的思想体现到刑罚实践中，使两者相得益彰。“慎罚”反对不教而诛、滥用刑罚，但也不是一味轻罚，更不是无罚。周公告诫康叔，不要欺负鳏寡等弱小群体；不要按照个人的好恶来适用刑罚，要严格按照法律准则定罪；区分犯罪的故意和过失、惯犯和偶犯，从重处罚故意犯罪；对于犯人的供词要审慎鉴定，用五六天到十天时间去考虑；对于那些欺骗民众、为非作歹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西周初期统治者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第一次把德政和刑罚有机融合起来，不仅阐明了治理殷地、保有“天命”的基本方略，塑造了西周法制文明，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刑并用被历代统治者所遵循，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显著特征。汉代“德主刑辅”、唐代“德本刑用”、明代“明刑弼教”等思想，无不是从“明德慎罚”思想中汲取营养，既一脉相承，又因时制宜。荀子评论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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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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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2-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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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守中
“明德慎罚”一词出自《尚书·康诰》，是西周初期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周公姬旦提出来的。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纣王之子武庚趁机蛊惑管叔、蔡叔等人，纠集东夷方国反叛作乱。周公率师东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那年三月，春和景明，周公在洛水旁举行新都城奠基仪式，四方臣民都前来参加。在这个盛会上，周公宣读了成王封康叔（武王最小的弟弟）于殷地的任命，对康叔进行了一番训诫教导，核心要求是“明德慎罚”，希望康叔彰显德政，慎用刑罚。《康诰》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训辞，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的经典。
“明德”连接“天命”和民心，是“慎罚”的精神主宰。周灭商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从理论上如何对待夏商以来的“天命”。如果简单肯定“天命”，就意味着自我否定翦商的正当性；如果简单否定“天命”，就意味着自我否定建周的神圣性。西周初期统治者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天命”属于有德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的核心是敬天保民。周公告诫康叔“惟命不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加强道德修养，力戒骄奢淫逸，关心小民疾苦，才能保有“天命”。这种新的天命观把民心提高到“天命”的高度，“明德”把“天命”和民心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夏商以来形成的神本论天命观转向人本论，为政权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提供了基本依据。西周初期统治者已清醒认识到，刑罚会直接影响民心向背。“明德慎罚”体现了这种新天命观，在“明德”的指引下，“慎罚”超越了夏商的“神判”和“天罚”。自此，中国古代法律开始从“重神”转向“重人”，人的地位逐步提高。
“慎罚”要求刑罚适中，是“明德”的具体体现。周灭商后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实践上如何对殷地进行有效治理，巩固新生政权。周公二次东征后，虽然武力上取胜了，但康叔所封的殷地社会矛盾仍然尖锐复杂。周公教导康叔“德之说于罚之行”，就是要把德政的思想体现到刑罚实践中，使两者相得益彰。“慎罚”反对不教而诛、滥用刑罚，但也不是一味轻罚，更不是无罚。周公告诫康叔，不要欺负鳏寡等弱小群体；不要按照个人的好恶来适用刑罚，要严格按照法律准则定罪；区分犯罪的故意和过失、惯犯和偶犯，从重处罚故意犯罪；对于犯人的供词要审慎鉴定，用五六天到十天时间去考虑；对于那些欺骗民众、为非作歹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西周初期统治者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第一次把德政和刑罚有机融合起来，不仅阐明了治理殷地、保有“天命”的基本方略，塑造了西周法制文明，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刑并用被历代统治者所遵循，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显著特征。汉代“德主刑辅”、唐代“德本刑用”、明代“明刑弼教”等思想，无不是从“明德慎罚”思想中汲取营养，既一脉相承，又因时制宜。荀子评论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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