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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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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冯媛园
“老师，证券虚假陈述‘三日一价’是确定了，但是投资者在某一时间段买进卖出多次，这个怎么计算呢？”
“老师，取消了前置程序，是否意味着我们开展调解难度增加了？”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律师协会证券虚假陈述专题调解培训会上的一幕，100多人的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踊跃的自由提问与室外凛冽的寒风形成了对比。
“调解培训我们已经举办多次，但针对某个专业领域的调解培训还是第一次。”杭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沈海鸥介绍道。
2016年，杭州市司法局指导杭州市律师协会成立了律师专业调解组织——杭州律谐调解中心，之后又成立了60家律师调解工作室，形成了“1+60”的调解格局。6年来，杭州顺应诉源治理新形势、数字化改革新要求，不断提高律师调解专职化、专业化、数字化和市场化水平。据统计，“1+60”调解机构及在册的1100多名特邀调解员2022年（截至11月底）共参与调解案件1.6万余件，调解成功5000余件，市场化收费500余万元。
专职化
让律师调解质效提升
“欠款那么久，还要分期，我不同意！”电话那头原告气呼呼的回答让专职调解员王宗豪犯了难，这是他正在调解的一起颇具临安地方特色的山核桃纠纷，好不容易找到了被告的联系方式，这边原告又给他出了难题。“难调才有价值做嘛！”王宗豪笑呵呵地说道。
杭州市律师协会于2021年9月底正式启动专职律师调解项目，首次面向全行业公开招募专职律师调解员。被聘调解员与调解中心签订一年期劳务合同，在此期间停止律师执业，专职从事法院诉前引调案件的调解工作。
“相比兼职调解，专职的律师调解员更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疑难复杂案件。”调解中心负责人说，“我们也是在经历了多种尝试后才下决心启动这个项目的。启动之初，协会拿出100万元经费用于招聘专职律师调解员。”
从最初的3个法庭4名专职调解员，到目前的13个（法院）法庭21名专职调解员，短短一年时间里这支调解员队伍几乎驻点杭州主城区所有法院。
截至2022年11月底，专职调解员共接受法院（法庭）引调案件7733件，调解成功2821件，调解成功率达36.5%，市场化调解成功1149件，市场化收费430余万元。
专业化
让律师调解更专更精
“您再考虑考虑，这个赔偿价格虽然稍微低于预期的法院审判金额，但是被告马上可以付款！”电话这头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沥平和他的助手已经声音嘶哑，这是他们当天打的第139个调解电话。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的调解有专业性要求强、案件数量大的特点。“三日一价”和各种计算方法让很多文科出身的律师望而却步，法院审理起来费时费力，需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我们共同探索出‘示范性判例＋专业调解’模式，能更高效地处理大量类案。”调解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2020年10月至2021年7月，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共接受216家机构投资者和1314名个人投资者的申请，其中就“某某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件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调解。
数字化
让律师调解便捷高效
“想想最初的几年，所有调解案卷都要线下去法院调，我从家里开车到法院就花了1个多小时，真是费时费力！”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主任郑若阳熟练地操作电脑下载着电子案卷说道，“现在可方便多了，有浙江解纷码、知产云平台等调解平台，还有我们杭州律协自己开发的调解小程序，再也不用天天跑法院了。”
郑若阳是杭州市律师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第一批上岗的律师调解员。6年来，他见证了杭州律师调解的发展之路，也见证了各种数字化工具的推广使用。
“调解十年身经千案，最近一年快调百案。”浙江惠崇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惠琴如此归纳数字化调解的优势。她认为数字化调解速度快、效率高、成功率高。前不久，周惠琴借助“云见面”“云解纷”，创造了三方相隔千里、一小时成功调解一起案件的新纪录。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海强认为，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使律师调解工作可视化、可记录、可追溯，加强与提高调解工作的数字化水平，是保障调解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律师调解组织通过将调解文件、调解管理、调解过程、当事人观点与调解员分析等工作内容以数字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便于跟踪控制调解质量，定向分析调解效果，以及调解工作责任追究等。
市场化
让律师调解持续发展
“你们的调解水平真高，这调解费付得值！”接到外地老同学的电话，调解中心负责人会心一笑。回想前几天，老同学还在为自己的一个诉前调解案子担心，因为这个案子是当事人自行付费调解，这在当地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调解不成功不收费，调解成功的，收费最高也只收取诉讼费的一半。”调解中心负责人介绍说，“我们收费标准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
段美玲是第一批上岗的专职律师调解员，也是第一批吃到调解红利的“吃蟹人”。她说：“调解收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我们是真诚地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当事人看到我们的付出、努力和成效，调解成功后一般都会欣然付费。目前的专职调解收入可以让我安心从事调解工作，即使不做代理业务，也可以‘养家糊口’。”
“市场化”是开展律师调解工作面临的难题，也是实现律师调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杭州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王正航介绍说，自2021年9月司法部律师工作局批复同意在杭州市开展律师调解市场化试点工作以来，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积极作为，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贸促会联合出台《杭州开展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工作方案》，聚焦破解诉源治理难题，共同推进律师调解市场化工作，有效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深入参与化解矛盾纠纷，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蹚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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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以“四化”建设推进律师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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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律师专业优势破解诉源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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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2-0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中国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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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冯媛园
“老师，证券虚假陈述‘三日一价’是确定了，但是投资者在某一时间段买进卖出多次，这个怎么计算呢？”
“老师，取消了前置程序，是否意味着我们开展调解难度增加了？”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律师协会证券虚假陈述专题调解培训会上的一幕，100多人的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踊跃的自由提问与室外凛冽的寒风形成了对比。
“调解培训我们已经举办多次，但针对某个专业领域的调解培训还是第一次。”杭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沈海鸥介绍道。
2016年，杭州市司法局指导杭州市律师协会成立了律师专业调解组织——杭州律谐调解中心，之后又成立了60家律师调解工作室，形成了“1+60”的调解格局。6年来，杭州顺应诉源治理新形势、数字化改革新要求，不断提高律师调解专职化、专业化、数字化和市场化水平。据统计，“1+60”调解机构及在册的1100多名特邀调解员2022年（截至11月底）共参与调解案件1.6万余件，调解成功5000余件，市场化收费500余万元。
专职化
让律师调解质效提升
“欠款那么久，还要分期，我不同意！”电话那头原告气呼呼的回答让专职调解员王宗豪犯了难，这是他正在调解的一起颇具临安地方特色的山核桃纠纷，好不容易找到了被告的联系方式，这边原告又给他出了难题。“难调才有价值做嘛！”王宗豪笑呵呵地说道。
杭州市律师协会于2021年9月底正式启动专职律师调解项目，首次面向全行业公开招募专职律师调解员。被聘调解员与调解中心签订一年期劳务合同，在此期间停止律师执业，专职从事法院诉前引调案件的调解工作。
“相比兼职调解，专职的律师调解员更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疑难复杂案件。”调解中心负责人说，“我们也是在经历了多种尝试后才下决心启动这个项目的。启动之初，协会拿出100万元经费用于招聘专职律师调解员。”
从最初的3个法庭4名专职调解员，到目前的13个（法院）法庭21名专职调解员，短短一年时间里这支调解员队伍几乎驻点杭州主城区所有法院。
截至2022年11月底，专职调解员共接受法院（法庭）引调案件7733件，调解成功2821件，调解成功率达36.5%，市场化调解成功1149件，市场化收费430余万元。
专业化
让律师调解更专更精
“您再考虑考虑，这个赔偿价格虽然稍微低于预期的法院审判金额，但是被告马上可以付款！”电话这头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沥平和他的助手已经声音嘶哑，这是他们当天打的第139个调解电话。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的调解有专业性要求强、案件数量大的特点。“三日一价”和各种计算方法让很多文科出身的律师望而却步，法院审理起来费时费力，需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我们共同探索出‘示范性判例＋专业调解’模式，能更高效地处理大量类案。”调解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2020年10月至2021年7月，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共接受216家机构投资者和1314名个人投资者的申请，其中就“某某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件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调解。
数字化
让律师调解便捷高效
“想想最初的几年，所有调解案卷都要线下去法院调，我从家里开车到法院就花了1个多小时，真是费时费力！”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主任郑若阳熟练地操作电脑下载着电子案卷说道，“现在可方便多了，有浙江解纷码、知产云平台等调解平台，还有我们杭州律协自己开发的调解小程序，再也不用天天跑法院了。”
郑若阳是杭州市律师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第一批上岗的律师调解员。6年来，他见证了杭州律师调解的发展之路，也见证了各种数字化工具的推广使用。
“调解十年身经千案，最近一年快调百案。”浙江惠崇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惠琴如此归纳数字化调解的优势。她认为数字化调解速度快、效率高、成功率高。前不久，周惠琴借助“云见面”“云解纷”，创造了三方相隔千里、一小时成功调解一起案件的新纪录。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海强认为，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使律师调解工作可视化、可记录、可追溯，加强与提高调解工作的数字化水平，是保障调解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律师调解组织通过将调解文件、调解管理、调解过程、当事人观点与调解员分析等工作内容以数字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便于跟踪控制调解质量，定向分析调解效果，以及调解工作责任追究等。
市场化
让律师调解持续发展
“你们的调解水平真高，这调解费付得值！”接到外地老同学的电话，调解中心负责人会心一笑。回想前几天，老同学还在为自己的一个诉前调解案子担心，因为这个案子是当事人自行付费调解，这在当地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调解不成功不收费，调解成功的，收费最高也只收取诉讼费的一半。”调解中心负责人介绍说，“我们收费标准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
段美玲是第一批上岗的专职律师调解员，也是第一批吃到调解红利的“吃蟹人”。她说：“调解收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我们是真诚地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当事人看到我们的付出、努力和成效，调解成功后一般都会欣然付费。目前的专职调解收入可以让我安心从事调解工作，即使不做代理业务，也可以‘养家糊口’。”
“市场化”是开展律师调解工作面临的难题，也是实现律师调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杭州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王正航介绍说，自2021年9月司法部律师工作局批复同意在杭州市开展律师调解市场化试点工作以来，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积极作为，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贸促会联合出台《杭州开展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工作方案》，聚焦破解诉源治理难题，共同推进律师调解市场化工作，有效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深入参与化解矛盾纠纷，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蹚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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