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
|
|
□ 余定宇
明朝法律史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重典治官”，另一个则是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对全国乡村的基层民众进行“普法教育”。奇怪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气质，竟然来自同一个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南京紫金山下的明孝陵，便是那位性格复杂的明太祖长眠的地方。
与东面的中山陵相比，除了那条黄叶纷飞、两旁布满了巨大的石人、石马像的神道之外，明孝陵的气势就差得太远了。跨过三道小石桥，穿过一片废墟，再穿过一条昏暗的斜坡甬道，登上“方城”顶上徒剩四壁的明楼，眼前那座满目荒凉的丛林小山，就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寝了。
伫立在苔痕斑斑的明楼顶上，记忆里，突然浮出了朱元璋的许多往事——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穷，马皇后也是劳苦大众出身，因而深刻了解皇宫之外的民生疾苦，所以，对前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敲诈勒索、激起民变的历史教训都记忆犹新。因此，朱元璋一上台，便亲自参与了制定《大明律》，并亲手制定了空前严厉、极其残酷的刑罚打击贪官。朱元璋最痛恨的，便是贪官污吏们的“监守自盗”和文武百官们的“受财枉法”。平日在朝廷上，每当有官员被揭发犯“受财枉法”罪时，朱元璋便会冷酷无情地喝令内侍们，把该官员拖出午门之外痛打50大棍。一些年迈体弱的贪官，往往被无情的“廷杖”活活打死。而最为震慑百官的，便是明太祖制定的“剥皮实草”之法：凡“受财枉法”满80贯铜钱的，处绞。而贪污超过80贯的，则被绞死之后还要再处以“剥皮刑”，并将剥下的人皮蒙在一个稻草人上，制成一个人形草囊，立于下一任官员的公座旁，令继任的官员触目惊心，以儆效尤。
但是，以如此严厉的手段整治贪官，效果又如何呢？众所周知，明朝的“大老虎”“小老虎”“大豺狼”“小豺狼”越演越烈……
话分两头来说：朱元璋“治官”不行，但“教民”却倒是很有一手。相比之下，能收到些“劝善惩恶、教化民众”的作用，并能使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有所改善的，不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峻法，而是朱元璋以极大热情去推行的“乡村普法”运动。
据史载：因为家贫，朱元璋少年时曾出家做过和尚。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对儒家经典里的“明刑弼教”一语却有着独到的心得。他深知：要将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落实到基层、落到实处，一定要结合法令的公开和法律的普及，才能收到真正的教化作用。因此，他即位之初，便命令大臣制作了许多“教民榜文”。这些榜文都是用十分浅显的文字写成，内容是一些单行的法令，也有一两个典型的案例。有些专门讲解案例的榜文，还配上绘图插画，表现罪人受刑的可怕场景，悬挂在各县的衙门外。
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皇帝，朱元璋“普法”的目的十分实际：他不像孔子那样，想教会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人人做君子、个个为尧舜，他最高的要求，只不过是想百姓万民“人人都不犯上作乱，个个都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已。而即位之初，他所发布的6句24字“圣谕”，就极其通俗明白地说明了他“普法”的目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而最能体现明太祖这种“普法”运动思想特点的，便是他在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颁布的《御制大诰》。这部在《大明律》之外的特别刑事法规，几乎每一条，都有一个或几个由朱元璋亲审过的案例开头，其后，便是朱元璋的“以案说法”。他和风细雨地告诫百官百姓：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训，做一个好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当时，这部《御制大诰》，曾刻印至全国“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因此当时，无论是官是民，家家都要争购一本来做“护身符”。
明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虽然对“普法”运动远不及朱元璋那般充满热情，但这些制度，却也一直保留在明代的法律体制中。到明朝中期，这些普法的措施，更发展为“乡约”或“村规民约”这一种基层的治理方式——由官府组织各乡，以每百家为一约，由村民举出“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每月的初一、十六，在公共祠堂里召集众人，对“圣谕牌”行鞠躬礼，齐诵圣谕，再由约正指出这半个月内村里发生的善、恶、改过、和解诸事，分别登录入“善簿”“恶簿”“和簿”及“改簿”里。
据说，依靠“乡民自治”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刑罚恐吓”的力量，明代各地农村社会，便继续在“贞观之治”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我们将之称为“洪武之治”。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
|
| 个性复杂的明太祖
|
|
|
|
|
|
| （ 2023-02-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
|
□ 余定宇
明朝法律史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重典治官”，另一个则是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对全国乡村的基层民众进行“普法教育”。奇怪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气质，竟然来自同一个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南京紫金山下的明孝陵，便是那位性格复杂的明太祖长眠的地方。
与东面的中山陵相比，除了那条黄叶纷飞、两旁布满了巨大的石人、石马像的神道之外，明孝陵的气势就差得太远了。跨过三道小石桥，穿过一片废墟，再穿过一条昏暗的斜坡甬道，登上“方城”顶上徒剩四壁的明楼，眼前那座满目荒凉的丛林小山，就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寝了。
伫立在苔痕斑斑的明楼顶上，记忆里，突然浮出了朱元璋的许多往事——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穷，马皇后也是劳苦大众出身，因而深刻了解皇宫之外的民生疾苦，所以，对前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敲诈勒索、激起民变的历史教训都记忆犹新。因此，朱元璋一上台，便亲自参与了制定《大明律》，并亲手制定了空前严厉、极其残酷的刑罚打击贪官。朱元璋最痛恨的，便是贪官污吏们的“监守自盗”和文武百官们的“受财枉法”。平日在朝廷上，每当有官员被揭发犯“受财枉法”罪时，朱元璋便会冷酷无情地喝令内侍们，把该官员拖出午门之外痛打50大棍。一些年迈体弱的贪官，往往被无情的“廷杖”活活打死。而最为震慑百官的，便是明太祖制定的“剥皮实草”之法：凡“受财枉法”满80贯铜钱的，处绞。而贪污超过80贯的，则被绞死之后还要再处以“剥皮刑”，并将剥下的人皮蒙在一个稻草人上，制成一个人形草囊，立于下一任官员的公座旁，令继任的官员触目惊心，以儆效尤。
但是，以如此严厉的手段整治贪官，效果又如何呢？众所周知，明朝的“大老虎”“小老虎”“大豺狼”“小豺狼”越演越烈……
话分两头来说：朱元璋“治官”不行，但“教民”却倒是很有一手。相比之下，能收到些“劝善惩恶、教化民众”的作用，并能使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有所改善的，不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峻法，而是朱元璋以极大热情去推行的“乡村普法”运动。
据史载：因为家贫，朱元璋少年时曾出家做过和尚。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对儒家经典里的“明刑弼教”一语却有着独到的心得。他深知：要将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落实到基层、落到实处，一定要结合法令的公开和法律的普及，才能收到真正的教化作用。因此，他即位之初，便命令大臣制作了许多“教民榜文”。这些榜文都是用十分浅显的文字写成，内容是一些单行的法令，也有一两个典型的案例。有些专门讲解案例的榜文，还配上绘图插画，表现罪人受刑的可怕场景，悬挂在各县的衙门外。
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皇帝，朱元璋“普法”的目的十分实际：他不像孔子那样，想教会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人人做君子、个个为尧舜，他最高的要求，只不过是想百姓万民“人人都不犯上作乱，个个都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已。而即位之初，他所发布的6句24字“圣谕”，就极其通俗明白地说明了他“普法”的目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而最能体现明太祖这种“普法”运动思想特点的，便是他在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颁布的《御制大诰》。这部在《大明律》之外的特别刑事法规，几乎每一条，都有一个或几个由朱元璋亲审过的案例开头，其后，便是朱元璋的“以案说法”。他和风细雨地告诫百官百姓：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训，做一个好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当时，这部《御制大诰》，曾刻印至全国“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因此当时，无论是官是民，家家都要争购一本来做“护身符”。
明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虽然对“普法”运动远不及朱元璋那般充满热情，但这些制度，却也一直保留在明代的法律体制中。到明朝中期，这些普法的措施，更发展为“乡约”或“村规民约”这一种基层的治理方式——由官府组织各乡，以每百家为一约，由村民举出“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每月的初一、十六，在公共祠堂里召集众人，对“圣谕牌”行鞠躬礼，齐诵圣谕，再由约正指出这半个月内村里发生的善、恶、改过、和解诸事，分别登录入“善簿”“恶簿”“和簿”及“改簿”里。
据说，依靠“乡民自治”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刑罚恐吓”的力量，明代各地农村社会，便继续在“贞观之治”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我们将之称为“洪武之治”。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