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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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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迎来了复办。在复办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院的建设之中。这一批优秀而敬业的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各具特色的授课方式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1979级以来同学们的广泛赞誉。其中，就有被同学们称为“四大才女”的四位女教授——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和孙丙珠。
“四大才女”中，巫昌祯先生（1929年-2020年）是婚姻法的专家。1948年夏天，刚刚18岁的巫昌祯考入当时闻名全国的著名法科大学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10月1日，由谢觉哉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巫昌祯随之进入这个存在时间短暂的“中国政法大学”，在第三部也就是本科部学习。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原“中国政法大学”二部、三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所有的青年学生也都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4年，巫昌祯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法律专业本科生。毕业后，巫昌祯和丈夫庚以泰一起被分配到创立未久的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巫昌祯主要讲授民法。在五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巫昌祯教授有好几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这些邀请都被巫昌祯委婉地回绝，她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宁愿做一名教师，教书育人。
薛梅卿教授（1930年-2021年）和法学结缘，却颇有些机缘巧合的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组织分配的原则下，本想学习外语的薛梅卿，却被安排研读了历史。1953年，薛梅卿从福州大学历史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攻读历史学专业。仅过一年，组织上又安排她到刚组建不久的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即法制史）研究生班学习。1956年毕业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促使薛梅卿先生最终以中国法制史为终身志业。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命运的安排使我走上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讲台。”复校之后，薛梅卿在第一年为1979级学生讲课时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并在曾炳钧教授的带领下招收、指导了学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法制史专业）。此后，她担任了十多年法制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参加了学校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导师组筹组、招生工作。
1952年，18岁的严端（1934年-2020年）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而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本科生。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研究生期间师从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1957年，严端研究生毕业，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准备在法学教育的岗位上教书育人，为新中国法治建设作贡献。
1978年，严端教授参加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工作，为实务部门宣讲新法，并在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生。据严端教授的学生回忆，她上课善于抓住重点，以启发式教学给同学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并带领他们进行研究。治学上严端教授则十分严谨，讲求质量。
1948年，孙丙珠（1930年-2018年）考入由沈钧儒等人创办的上海法学院。1949年，经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学联推荐，孙丙珠进入谢觉哉任校长的原“中国政法大学”三部（即本科生部）学习。后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还没有毕业，就被分配到研究生班学习，是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研究生之一。1952年，孙丙珠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任教。到北京政法学院后，孙丙珠主要讲授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后来又主讲了两年的苏联法制史。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以后，孙丙珠重回讲台，研究方向开始从法制史转向了国家法（即宪法）。
重新登上讲台的孙丙珠主要讲授的是宪法学。在授课过程中，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在当时还未有定论的西方宪政，西方宪法与民主、自由、法治的关系。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听到西方国家的宪政状况，受到很大的启发。孙丙珠先生的课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四位广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女教授，由于她们敬业的态度、严谨的治学、崇高的品德和各具特色的教学，使复办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的学子们如沐春风。她们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法学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章节选自《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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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大“四大才女”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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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昌祯 薛梅卿 严端 孙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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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9-1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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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法大“四大才女”合影。左起：孙丙珠、巫昌祯、薛梅卿、严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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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迎来了复办。在复办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院的建设之中。这一批优秀而敬业的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各具特色的授课方式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1979级以来同学们的广泛赞誉。其中，就有被同学们称为“四大才女”的四位女教授——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和孙丙珠。
“四大才女”中，巫昌祯先生（1929年-2020年）是婚姻法的专家。1948年夏天，刚刚18岁的巫昌祯考入当时闻名全国的著名法科大学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10月1日，由谢觉哉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巫昌祯随之进入这个存在时间短暂的“中国政法大学”，在第三部也就是本科部学习。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原“中国政法大学”二部、三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所有的青年学生也都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4年，巫昌祯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法律专业本科生。毕业后，巫昌祯和丈夫庚以泰一起被分配到创立未久的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巫昌祯主要讲授民法。在五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巫昌祯教授有好几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这些邀请都被巫昌祯委婉地回绝，她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宁愿做一名教师，教书育人。
薛梅卿教授（1930年-2021年）和法学结缘，却颇有些机缘巧合的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组织分配的原则下，本想学习外语的薛梅卿，却被安排研读了历史。1953年，薛梅卿从福州大学历史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攻读历史学专业。仅过一年，组织上又安排她到刚组建不久的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即法制史）研究生班学习。1956年毕业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促使薛梅卿先生最终以中国法制史为终身志业。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命运的安排使我走上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讲台。”复校之后，薛梅卿在第一年为1979级学生讲课时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并在曾炳钧教授的带领下招收、指导了学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法制史专业）。此后，她担任了十多年法制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参加了学校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导师组筹组、招生工作。
1952年，18岁的严端（1934年-2020年）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而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本科生。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研究生期间师从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1957年，严端研究生毕业，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准备在法学教育的岗位上教书育人，为新中国法治建设作贡献。
1978年，严端教授参加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工作，为实务部门宣讲新法，并在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生。据严端教授的学生回忆，她上课善于抓住重点，以启发式教学给同学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并带领他们进行研究。治学上严端教授则十分严谨，讲求质量。
1948年，孙丙珠（1930年-2018年）考入由沈钧儒等人创办的上海法学院。1949年，经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学联推荐，孙丙珠进入谢觉哉任校长的原“中国政法大学”三部（即本科生部）学习。后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还没有毕业，就被分配到研究生班学习，是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研究生之一。1952年，孙丙珠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任教。到北京政法学院后，孙丙珠主要讲授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后来又主讲了两年的苏联法制史。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以后，孙丙珠重回讲台，研究方向开始从法制史转向了国家法（即宪法）。
重新登上讲台的孙丙珠主要讲授的是宪法学。在授课过程中，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在当时还未有定论的西方宪政，西方宪法与民主、自由、法治的关系。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听到西方国家的宪政状况，受到很大的启发。孙丙珠先生的课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四位广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女教授，由于她们敬业的态度、严谨的治学、崇高的品德和各具特色的教学，使复办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的学子们如沐春风。她们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法学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章节选自《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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