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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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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信息革命重新定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绎着数字化发展的新式逻辑，孕育出不同于工商业时代的数字社会形态，进而对现代法学产生了某种“釜底抽薪”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历经几百年工商社会修炼而成、一直被奉为圭臬的现代法学，必然要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而数字法学将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角。
数字法学的三种演进路径
方法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现代法学的一种拓展方法、革新策略和优化路径。方法论路径下的数字法学，力图通过守成转型、守正创新，为现代法学提供一种新思维、新策略和新方法。
认识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由归纳演绎向数据分析、由知识理性向计算理性、由人类认知向机器认知的范式转型。作为数字法学的前沿开拓者，计算法学、认知法学将在法律认知、法律适用、法律运行上实现机器对人的替代（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直至“法律奇点”的到来。
本体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伴随“物理时代”转向数字时代的本体重建和代际转型，是前现代法学——现代法学——数字法学的变革发展新阶段，并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法学主导形态。如今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已经替代了“物理时代”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基于“物理时代”生活规律的现代法律，必然要进行总体性的本体重塑，这无疑是数字法学的历史使命。
数字法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数字法学中的“数字”，并不是问题或领域上的内涵，而是时代意义上的指称。因此，数字法学总体上必然要涵摄数字社会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它是迈进数字时代、数字社会的法学代表，是通过对现代法学的迁移承继和更新重建，并融入新兴数字法学理论之中来完成的。首先，扩张重释。即对那些虽然遭遇挑战和尴尬，但却仍有包容性的法律概念、原则、规则理论，在其内涵、条件、范围、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合理挖掘和拓展性的扩张重释。其次，理论创立。即对那些现代法律理论无法包容、无法回应的新兴问题和领域，如数据/信息确权、算法治理、平台治理、区块链治理以及人工智能规制这些挑战，就需要创设新的法律概念、新的法律原则和新的规则理论。最后，原理探索。现代法学是工商生活规律的理论反映，但它的很多方面则在数字生活规律面前失去了解说效力。例如，元宇宙中“性骚扰”、数字财产、交易活动等已完全突破了传统法学的自然人基础和权利逻辑，亟须设定创建“数字人类”的主体理论和权利理论。
（文章节选自《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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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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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2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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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信息革命重新定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绎着数字化发展的新式逻辑，孕育出不同于工商业时代的数字社会形态，进而对现代法学产生了某种“釜底抽薪”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历经几百年工商社会修炼而成、一直被奉为圭臬的现代法学，必然要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而数字法学将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角。
数字法学的三种演进路径
方法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现代法学的一种拓展方法、革新策略和优化路径。方法论路径下的数字法学，力图通过守成转型、守正创新，为现代法学提供一种新思维、新策略和新方法。
认识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由归纳演绎向数据分析、由知识理性向计算理性、由人类认知向机器认知的范式转型。作为数字法学的前沿开拓者，计算法学、认知法学将在法律认知、法律适用、法律运行上实现机器对人的替代（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直至“法律奇点”的到来。
本体论路径。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伴随“物理时代”转向数字时代的本体重建和代际转型，是前现代法学——现代法学——数字法学的变革发展新阶段，并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法学主导形态。如今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已经替代了“物理时代”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基于“物理时代”生活规律的现代法律，必然要进行总体性的本体重塑，这无疑是数字法学的历史使命。
数字法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数字法学中的“数字”，并不是问题或领域上的内涵，而是时代意义上的指称。因此，数字法学总体上必然要涵摄数字社会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它是迈进数字时代、数字社会的法学代表，是通过对现代法学的迁移承继和更新重建，并融入新兴数字法学理论之中来完成的。首先，扩张重释。即对那些虽然遭遇挑战和尴尬，但却仍有包容性的法律概念、原则、规则理论，在其内涵、条件、范围、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合理挖掘和拓展性的扩张重释。其次，理论创立。即对那些现代法律理论无法包容、无法回应的新兴问题和领域，如数据/信息确权、算法治理、平台治理、区块链治理以及人工智能规制这些挑战，就需要创设新的法律概念、新的法律原则和新的规则理论。最后，原理探索。现代法学是工商生活规律的理论反映，但它的很多方面则在数字生活规律面前失去了解说效力。例如，元宇宙中“性骚扰”、数字财产、交易活动等已完全突破了传统法学的自然人基础和权利逻辑，亟须设定创建“数字人类”的主体理论和权利理论。
（文章节选自《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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