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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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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当今信息革命，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重塑了生活方式，重建了社会结构，再造了社会运转机制，形成了与工商社会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结构。这一时代背景、条件和基础，决定了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和体系构架。
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
数字逻辑的法理表达。信息中枢、数字行为、算法秩序和节点治理，是数字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关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的表现形态，它们本身只是生活逻辑而不是法律逻辑。亟须数字法学对这些生活逻辑进行理论上的命题提炼、原则归纳、原理探究，特别是涉及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作用、法律运行、法律方法、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需要进行创新性重建，并促进数字立法的进步与完善。
数字逻辑的理论正当化。平台治理、算法治理、区块链治理等日渐成为社会秩序的主题，而刚刚兴起的元宇宙等技术应用镜像，构造了虚实同构、深度交融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人们凭借多个“替身”进行虚实互动和创世编写，生成了数字身份、数字资产、数字关系、数字主权、数字规制等更为复杂的数字社会关系。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把握变革规律的基础上兴利除弊，进而实现理论上的正当化。
对数字逻辑的体系化建构。数字逻辑是数字社会生活规律的客观反映，它涉及面广、要素多、异常复杂。数字法学在对数字逻辑进行法律逻辑的转化过程中，应按照法学属性和法学思维进行必要的体系化建构，形成数字法学的概念、范畴、原则、方法等。
数字法学的体系构架
作为现代法学的升级版，数字法学无疑既具有传承的包容性，也具有立足时代的开拓创新性，展现着新型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学科体系。
1.理论体系
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继承发展的现代法学理论。其二，全新崛起的数字法学理论。其三，法学立场的技术规制理论。这就涉及结构化大数据、算法建模、知识图谱构建以及机器数据理解、知识表达、逻辑推理和自主学习等领域的理论知识和规制要求，需要从法学立场来对这种“技术之治”的方法策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成为数字法学理论中的重要一脉。
2.价值体系
数字正义。当今数字逻辑则突破了物理时空的边界，形成了数字正义尺度。其一，数据正义、算法正义和代码正义。数据处理、算法设计、代码编程，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行为，而是吸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目标，其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一个重大而关键的时代问题，甚至还会形成某种“数据独裁”。其二，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交换平衡。数据/信息具有分享与控制以及不遵守能量守恒定律等独特属性，突破了自由、平等、权利和主权的传统逻辑、权益基准和规制边界。其关键在于如何对数字时代中自由、平等和权利进行扩展与限缩的交换平衡，进而达致数字正义。其三，可视生态中的数字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数据透视和“电子牢笼”。在技术公司、网络平台、政府部门等信息处理者面前，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个体”，随时可被数据透视，继而建立起来的则是“一个人人都生活在玻璃后面的地方，一个没人能够逃离的电子牢笼”。二是信息“投喂”与信息茧房。实现精准分析和个性化推荐的过滤泡技术就如同一个透镜，这无疑形成了一个“投喂”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由此可见，“在数字社会中，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法律、秩序和正义都将被重新定义，数字正义将是最高的正义”。
数字人权。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人权开始遭遇严峻挑战，而数字人权保护则成为迫切的时代诉求。其一，数字生存权。数字生存权是指数字社会中每个人应该获得保障的生存条件、生存空间、生存能力等基本权利。其二，免受数字歧视权。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自动定价、犯罪预测、数据画像、情感计算等领域的算法歧视问题日渐突出。而它一旦嵌入歧视因素，就会变成无形化、自动化、机制化的不公平对待，后果十分严重。其三，免受数字控制权。智能化的商业交易或者行政管理机制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化的劳动控制。这些数字人权问题，具有不同于传统人权的诸多属性和特点，可称之为数字时代的“第四代人权”，需要作出新型的命题提炼、理论建构、规范分析和价值厘定。
数智人文。一是算法锁定。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极可能被日益强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导甚或“绑架”，这就很容易产生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以及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义危机等问题，这些都亟待通过数字法学来实现价值重塑。二是道德量化。技术至上主义相信一切皆可计算，包括情感计算和道德计算。然而，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人类最为珍视的人性。因此，如何在算法秩序中保持人的光辉，便成为数字法学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三是道德约束。技术（网络）平台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系统则成为一种“道德基础设施”。因此，实施对智能体进行道德约束，构建友善的数字社会秩序，这正是数智人文的时代使命，也是数字法学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学科体系
由于本文并非在交叉学科意义上，而是在转型升级意义上来讨论数字法学的，因此，这里就不会是现代法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安排，而是数字法学包含现代法学的新型框架设计。数字法学仍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和交叉法学三大分支，下设各自的二级学科。
需要再次重申：现代法学理论依然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因此，这里绝不是置现代法学于不顾，主张都去搞新兴数字法学、数字法治，而是意在表明包括现代法学在内的数字法学，是一场时代性、系统化的转型升级。其根本在于，并不是法学如何看待数字时代，而是数字时代如何重塑法学。
（文章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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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与体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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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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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当今信息革命，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重塑了生活方式，重建了社会结构，再造了社会运转机制，形成了与工商社会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结构。这一时代背景、条件和基础，决定了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和体系构架。
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
数字逻辑的法理表达。信息中枢、数字行为、算法秩序和节点治理，是数字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关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的表现形态，它们本身只是生活逻辑而不是法律逻辑。亟须数字法学对这些生活逻辑进行理论上的命题提炼、原则归纳、原理探究，特别是涉及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作用、法律运行、法律方法、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需要进行创新性重建，并促进数字立法的进步与完善。
数字逻辑的理论正当化。平台治理、算法治理、区块链治理等日渐成为社会秩序的主题，而刚刚兴起的元宇宙等技术应用镜像，构造了虚实同构、深度交融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人们凭借多个“替身”进行虚实互动和创世编写，生成了数字身份、数字资产、数字关系、数字主权、数字规制等更为复杂的数字社会关系。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把握变革规律的基础上兴利除弊，进而实现理论上的正当化。
对数字逻辑的体系化建构。数字逻辑是数字社会生活规律的客观反映，它涉及面广、要素多、异常复杂。数字法学在对数字逻辑进行法律逻辑的转化过程中，应按照法学属性和法学思维进行必要的体系化建构，形成数字法学的概念、范畴、原则、方法等。
数字法学的体系构架
作为现代法学的升级版，数字法学无疑既具有传承的包容性，也具有立足时代的开拓创新性，展现着新型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学科体系。
1.理论体系
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继承发展的现代法学理论。其二，全新崛起的数字法学理论。其三，法学立场的技术规制理论。这就涉及结构化大数据、算法建模、知识图谱构建以及机器数据理解、知识表达、逻辑推理和自主学习等领域的理论知识和规制要求，需要从法学立场来对这种“技术之治”的方法策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成为数字法学理论中的重要一脉。
2.价值体系
数字正义。当今数字逻辑则突破了物理时空的边界，形成了数字正义尺度。其一，数据正义、算法正义和代码正义。数据处理、算法设计、代码编程，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行为，而是吸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目标，其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一个重大而关键的时代问题，甚至还会形成某种“数据独裁”。其二，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交换平衡。数据/信息具有分享与控制以及不遵守能量守恒定律等独特属性，突破了自由、平等、权利和主权的传统逻辑、权益基准和规制边界。其关键在于如何对数字时代中自由、平等和权利进行扩展与限缩的交换平衡，进而达致数字正义。其三，可视生态中的数字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数据透视和“电子牢笼”。在技术公司、网络平台、政府部门等信息处理者面前，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个体”，随时可被数据透视，继而建立起来的则是“一个人人都生活在玻璃后面的地方，一个没人能够逃离的电子牢笼”。二是信息“投喂”与信息茧房。实现精准分析和个性化推荐的过滤泡技术就如同一个透镜，这无疑形成了一个“投喂”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由此可见，“在数字社会中，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法律、秩序和正义都将被重新定义，数字正义将是最高的正义”。
数字人权。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人权开始遭遇严峻挑战，而数字人权保护则成为迫切的时代诉求。其一，数字生存权。数字生存权是指数字社会中每个人应该获得保障的生存条件、生存空间、生存能力等基本权利。其二，免受数字歧视权。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自动定价、犯罪预测、数据画像、情感计算等领域的算法歧视问题日渐突出。而它一旦嵌入歧视因素，就会变成无形化、自动化、机制化的不公平对待，后果十分严重。其三，免受数字控制权。智能化的商业交易或者行政管理机制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化的劳动控制。这些数字人权问题，具有不同于传统人权的诸多属性和特点，可称之为数字时代的“第四代人权”，需要作出新型的命题提炼、理论建构、规范分析和价值厘定。
数智人文。一是算法锁定。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极可能被日益强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导甚或“绑架”，这就很容易产生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以及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义危机等问题，这些都亟待通过数字法学来实现价值重塑。二是道德量化。技术至上主义相信一切皆可计算，包括情感计算和道德计算。然而，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人类最为珍视的人性。因此，如何在算法秩序中保持人的光辉，便成为数字法学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三是道德约束。技术（网络）平台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系统则成为一种“道德基础设施”。因此，实施对智能体进行道德约束，构建友善的数字社会秩序，这正是数智人文的时代使命，也是数字法学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学科体系
由于本文并非在交叉学科意义上，而是在转型升级意义上来讨论数字法学的，因此，这里就不会是现代法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安排，而是数字法学包含现代法学的新型框架设计。数字法学仍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和交叉法学三大分支，下设各自的二级学科。
需要再次重申：现代法学理论依然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因此，这里绝不是置现代法学于不顾，主张都去搞新兴数字法学、数字法治，而是意在表明包括现代法学在内的数字法学，是一场时代性、系统化的转型升级。其根本在于，并不是法学如何看待数字时代，而是数字时代如何重塑法学。
（文章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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