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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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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众所周知，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他所总结的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但中国古代何以存在这一历史周期率？对此，学术界却引用者众多，研究者稀少。笔者略做梳理，抛砖引玉吧！
中国古代历史周期率中的周期是多长
中国现代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1894年-1968年)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除去若干因“非常的天灾人祸”而短祚的王朝外，一般的王朝都以二至三百年为一个周期。例如，西汉、东汉、唐、明、清等几个较典型的王朝大致如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为二百九十九年，最短的为一百九十年，平均为二百六十七年（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57页）。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邵勤指出，蒙文通先生以农民起义为起点和终点。每一次农民起义既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又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暂时解决；农民起义是旧王朝覆灭的原动力，而新王朝的建立又是农民起义的副产品。他的概括不一定完善，但是他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运转的规律性和它的必然性。如果说，短祚的王朝是非正常死亡，那么，维持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当属于“老死”而“享有天年”了。三百年则为“天年”的大限，任何王朝都超过不了这个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圣君贤臣都挽救不了它，而它则必然要被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推翻。从一个王朝的建立到农民战争的爆发再到另一个王朝的建立是一个周期，如此循环不已（邵勤：《“史笔千斤重”：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载于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第9-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300年的历史周期率
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统治者代代素质能力递减说。他认为，新建立王朝初期的君臣大都能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但王朝初期之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是社会承平已久，君臣则不像王朝初建时的君臣那样励精图治；二是社会出现了新情况，统治者却不能与时俱进，抱残守缺。笔者把黄先生的这层意思概括为“统治者代代素质能力递减说”，该说着眼于从统治者的主观素质的变化，揭示相应的周期率现象。
黄炎培先生从统治者素质递减的角度来分析一治一乱周期率，确有一定道理。因为许多王朝初期的开国君臣生长于民间，一是知道农民起义的厉害，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掌权之后不敢掉以轻心；二是他们“马上得天下”，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但王朝初期之后，许多皇帝生于皇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民间疾苦，缺乏实践锻炼，没有治国才能。典型的如晋惠帝：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他听后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一般来说，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上的王朝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尚能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也尚有才能，但到了三代之后，就如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了。所谓“富不过三代”。
第二种是蒙文通先生提出的赋役由轻到重说。蒙文通先生说：“每一王朝都是三百年内外就非倒不可。”为什么“非倒不可”呢？这是因为古代一个正常朝代的开始，大都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在农民起义消灭了不少豪强地主后，只余留少数的地主，政府的赋役也较轻。到了一百年内外，这时政府的浪费增多，冗兵冗官冗费之类也随之增多，政府一个月的支付，往往就超出了开国时一年的数字，赋也繁了，役也重了，人民就开始流亡，佃户也就开始多了。再过一百年，浪费更多，政府越穷，赋役越重，人民更困，地主更发展，政府只能把官僚地主也作为征收对象的一部分，这时就已经到农民大起义的前夕了。
第三种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教授谢天佑先生提出的王朝非生产人口的增长说。谢天佑教授的弟子邵勤教授，在介绍谢先生的研究成果时说，在一个通常寿命为二百多年的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非生产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人口的增长。而非生产人口中，又以统治阶级的人口增长为主要部分。这些寄生阶级人口大多以进入政府机构为官致富为目的。而王朝通常会广开仕途，扩大统治阶层，使官员互相牵制，服务于皇权。官僚机构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俸禄和财政开支的增长。在过度增长的统治阶层人口中还有庞大的皇室家族和成员。如果开国皇帝有15个孩子，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他将会拥有无数的皇子皇孙和亲戚们。而他们又往往是高消费者，其衣食住行所需都是奢侈和昂贵的，随着王朝的发展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负担。当然还有日益扩大的军队和军需的开支。谢先生收集了详细的数据，并立表分析了包括宋、明在内的一些王朝官员在该王朝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增长和土地增垦的比例，强调生产增长的速度，总是落后于统治阶层人口过度膨胀的速度，这正是造成王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王朝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将这一危机转嫁给农民，加重对农民的赋税率，通常超过50%这一“度”，由此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而统治阶层人口的过度增长，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农民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不以某个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末代皇帝如何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因为在一个王朝二百多年时间里积累的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和相对来说增长缓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过来。这个矛盾往往最后由农民战争来给予解决（谢天佑：《论中国封建社会大规模农民战争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我们应该从古代历史周期率中吸取什么教训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古代历史周期率时，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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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古代历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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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4-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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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众所周知，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他所总结的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但中国古代何以存在这一历史周期率？对此，学术界却引用者众多，研究者稀少。笔者略做梳理，抛砖引玉吧！
中国古代历史周期率中的周期是多长
中国现代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1894年-1968年)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除去若干因“非常的天灾人祸”而短祚的王朝外，一般的王朝都以二至三百年为一个周期。例如，西汉、东汉、唐、明、清等几个较典型的王朝大致如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为二百九十九年，最短的为一百九十年，平均为二百六十七年（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57页）。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邵勤指出，蒙文通先生以农民起义为起点和终点。每一次农民起义既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又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暂时解决；农民起义是旧王朝覆灭的原动力，而新王朝的建立又是农民起义的副产品。他的概括不一定完善，但是他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运转的规律性和它的必然性。如果说，短祚的王朝是非正常死亡，那么，维持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当属于“老死”而“享有天年”了。三百年则为“天年”的大限，任何王朝都超过不了这个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圣君贤臣都挽救不了它，而它则必然要被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推翻。从一个王朝的建立到农民战争的爆发再到另一个王朝的建立是一个周期，如此循环不已（邵勤：《“史笔千斤重”：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载于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第9-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300年的历史周期率
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统治者代代素质能力递减说。他认为，新建立王朝初期的君臣大都能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但王朝初期之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是社会承平已久，君臣则不像王朝初建时的君臣那样励精图治；二是社会出现了新情况，统治者却不能与时俱进，抱残守缺。笔者把黄先生的这层意思概括为“统治者代代素质能力递减说”，该说着眼于从统治者的主观素质的变化，揭示相应的周期率现象。
黄炎培先生从统治者素质递减的角度来分析一治一乱周期率，确有一定道理。因为许多王朝初期的开国君臣生长于民间，一是知道农民起义的厉害，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掌权之后不敢掉以轻心；二是他们“马上得天下”，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但王朝初期之后，许多皇帝生于皇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民间疾苦，缺乏实践锻炼，没有治国才能。典型的如晋惠帝：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他听后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一般来说，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上的王朝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尚能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也尚有才能，但到了三代之后，就如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了。所谓“富不过三代”。
第二种是蒙文通先生提出的赋役由轻到重说。蒙文通先生说：“每一王朝都是三百年内外就非倒不可。”为什么“非倒不可”呢？这是因为古代一个正常朝代的开始，大都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在农民起义消灭了不少豪强地主后，只余留少数的地主，政府的赋役也较轻。到了一百年内外，这时政府的浪费增多，冗兵冗官冗费之类也随之增多，政府一个月的支付，往往就超出了开国时一年的数字，赋也繁了，役也重了，人民就开始流亡，佃户也就开始多了。再过一百年，浪费更多，政府越穷，赋役越重，人民更困，地主更发展，政府只能把官僚地主也作为征收对象的一部分，这时就已经到农民大起义的前夕了。
第三种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教授谢天佑先生提出的王朝非生产人口的增长说。谢天佑教授的弟子邵勤教授，在介绍谢先生的研究成果时说，在一个通常寿命为二百多年的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非生产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人口的增长。而非生产人口中，又以统治阶级的人口增长为主要部分。这些寄生阶级人口大多以进入政府机构为官致富为目的。而王朝通常会广开仕途，扩大统治阶层，使官员互相牵制，服务于皇权。官僚机构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俸禄和财政开支的增长。在过度增长的统治阶层人口中还有庞大的皇室家族和成员。如果开国皇帝有15个孩子，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他将会拥有无数的皇子皇孙和亲戚们。而他们又往往是高消费者，其衣食住行所需都是奢侈和昂贵的，随着王朝的发展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负担。当然还有日益扩大的军队和军需的开支。谢先生收集了详细的数据，并立表分析了包括宋、明在内的一些王朝官员在该王朝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增长和土地增垦的比例，强调生产增长的速度，总是落后于统治阶层人口过度膨胀的速度，这正是造成王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王朝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将这一危机转嫁给农民，加重对农民的赋税率，通常超过50%这一“度”，由此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而统治阶层人口的过度增长，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农民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不以某个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末代皇帝如何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因为在一个王朝二百多年时间里积累的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和相对来说增长缓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过来。这个矛盾往往最后由农民战争来给予解决（谢天佑：《论中国封建社会大规模农民战争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我们应该从古代历史周期率中吸取什么教训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古代历史周期率时，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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