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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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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2022年元旦，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父母也进入了“依法带娃时代”。
检察机关怎样联合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部门落实家庭教育指导责任？成效如何？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两个月余，检察机关如何将其落实到工作中？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各地检察机关。
履职纠正家庭教育失职
监护侵害、失管失教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真实地暴露了某些父母在监护、家庭教育能力上的不足。特别是身处离异、重组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人，自护不足，若监护不力，极易遭受侵害。
司法机关插手“家事”，在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方面，检察机关付出不少努力。
屡次违反校规校纪、与老师同学争执并动手打人……2021年中考前，一位学校老师联系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郝一达，诉说了小成（化名）的故事。
“他太难管了，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予帮助。”老师无奈地说。
检察官多方了解发现，小成自身存在一定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在家庭中，母亲常拿他和“别的孩子”比较，小成也总是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
为改善亲子关系，检察官邀请了具有丰富家庭教育指导经验的社工机构参与帮教，分析孩子和父母双方的问题，拟定详细干预计划。但小成父母并不直面问题，检察机关决定使用督促型家庭教育指导对小成和其父母分别进行干预。
检察机关对小成的父母制发了“督促监护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明确具体时间、时长和次数。为保证效果，检察官将期限设置为两个月。
经过8次针对家长、7次针对小成的咨询指导后，这家人的状态有了改变。
检察机关创新实践“督促监护令”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让督促干预与引导帮助并行，推动解决家庭监护问题。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使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回归正轨，这也是预防其重新犯罪的有效手段。
昆明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仅2021年就发出181份，帮助107名涉案未成年人矫正不良行为习惯，102名监护人改善亲子关系。
“有些父母开始拒不到场，后来不仅能更好履行监护职责，有的还继续参加活动学习更多知识，有的甚至希望成为志愿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迪说。
持续跟踪调整加强保护
2021年5月，马某离婚后，将年仅3岁的岳岳（化名）接到男友王某家居住。6月2日，马某有事外出，王某独自照看岳岳。次日，因岳岳将厕纸装在裤兜里，王某对其进行了殴打，导致岳岳多条肋骨骨折，构成重伤二级。
此事被山东省临沭县妇联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经调查，岳岳在与王某共同居住期间，曾被王某多次殴打。
“在提前介入阶段，我们去医院探访孩子，发现其母亲不在身边，手术前无人签字。”临沭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马艳飞立即联系公安机关，通知岳岳母亲马某赶到医院配合岳岳治疗，并联合县妇联工作人员对其当面训诫。
很多家庭的改变难以一蹴而就，常常需要持续地跟踪。在向马某发出个性化“督促监护令”后，临沭县检察院与该县妇联、关工委对马某和其前夫的监护能力、监护意愿等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马某的监护责任意识仍待强化，岳岳的监护情况存在随时恶化的风险。
“我们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决定暂缓建议撤销马某的监护权，再次发出‘督促监护令’，并设了6个月的监护考察期。”马艳飞介绍说，为全面把握监护动态，该院联合家庭教育志愿者和家庭教育指导者、监护人住所地派出所民警、村委会工作人员成立监护考察组，开展监督考察工作。
在了解到马某开始了一段新感情后，检察机关及时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将重点由改善亲子关系、强化监护责任意识调整为情感关系处理和家庭关系改善。
“我们会一直持续跟踪，待考察期满后，再决定是否建议撤销监护权。”马艳飞说。
岳岳被伤害后，进行了开颅手术，考虑到后续的康复治疗，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岳岳申请了4万元司法救助金。但马某前夫反映，自己曾给马某600元为岳岳购置衣物，马某将其中500元花在了自己身上。在判定司法救助金存在被马某挪用的风险后，检察机关与岳岳现居地村委签订资金代管协议，协调当地妇联建立了村委代管、妇联监管、检察机关不定期核查的司法救助金监管工作机制，确保专款专用。
向前一步探索配套机制
不止步于护孩子“一时周全”，还要让家庭保护“实时在线”，护孩子“一生平安”。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撤销监护权案件758件，支持个人或单位起诉464件，撤销监护权388件，提出检察建议294件，制发“督促监护令”共计19328份，其中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发送14754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发送4574份。
家庭教育促进法构建了家庭主责、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体系，对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作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各级检察机关通过训诫、“督促监护令”等监护干预手段做实了督促监护的“前半篇”文章；通过链接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力量，持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监督考察，做好督促监护的“后半篇”文章。
2021年11月，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典型案例，并就进一步推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在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最高检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级检察院认真学习领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和内容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把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在会同全国妇联、关工委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制发“督促监护令”、开展监护权检察监督等具体工作中。
各级检察机关纷纷行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部署安排部分基层检察院探索检察机关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规范训诫程序及文书模板，并规定在训诫程序结束当日开展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签订建立合作机制，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引入妇联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此同时，各基层检察院也分别与妇联、关工委、民政会签了合作机制。其中，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打出“训诫+督促监护令+督促型家庭教育指导”组合拳，针对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六家单位会签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成立家庭教育指导联合体，形成了从城区到乡村、从父母婚前到子女成年前、从一般未成年人到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工作模式。
……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说，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检察机关推动强化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保护责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司法保护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将以切实举措进行回应。
据了解，最高检已对各地检察机关提出明确要求，到今年年底，所有县、区级检察院均要建立与妇联组织、关工委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力量，探索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促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评估覆盖率达到100%。
此外，检察机关还将持续进行家庭教育促进法普法宣传，结合法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检察开放日等工作，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全面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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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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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机关持续跟进压实家庭教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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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3-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平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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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2022年元旦，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父母也进入了“依法带娃时代”。
检察机关怎样联合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部门落实家庭教育指导责任？成效如何？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两个月余，检察机关如何将其落实到工作中？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各地检察机关。
履职纠正家庭教育失职
监护侵害、失管失教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真实地暴露了某些父母在监护、家庭教育能力上的不足。特别是身处离异、重组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人，自护不足，若监护不力，极易遭受侵害。
司法机关插手“家事”，在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方面，检察机关付出不少努力。
屡次违反校规校纪、与老师同学争执并动手打人……2021年中考前，一位学校老师联系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郝一达，诉说了小成（化名）的故事。
“他太难管了，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予帮助。”老师无奈地说。
检察官多方了解发现，小成自身存在一定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在家庭中，母亲常拿他和“别的孩子”比较，小成也总是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
为改善亲子关系，检察官邀请了具有丰富家庭教育指导经验的社工机构参与帮教，分析孩子和父母双方的问题，拟定详细干预计划。但小成父母并不直面问题，检察机关决定使用督促型家庭教育指导对小成和其父母分别进行干预。
检察机关对小成的父母制发了“督促监护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明确具体时间、时长和次数。为保证效果，检察官将期限设置为两个月。
经过8次针对家长、7次针对小成的咨询指导后，这家人的状态有了改变。
检察机关创新实践“督促监护令”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让督促干预与引导帮助并行，推动解决家庭监护问题。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使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回归正轨，这也是预防其重新犯罪的有效手段。
昆明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仅2021年就发出181份，帮助107名涉案未成年人矫正不良行为习惯，102名监护人改善亲子关系。
“有些父母开始拒不到场，后来不仅能更好履行监护职责，有的还继续参加活动学习更多知识，有的甚至希望成为志愿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迪说。
持续跟踪调整加强保护
2021年5月，马某离婚后，将年仅3岁的岳岳（化名）接到男友王某家居住。6月2日，马某有事外出，王某独自照看岳岳。次日，因岳岳将厕纸装在裤兜里，王某对其进行了殴打，导致岳岳多条肋骨骨折，构成重伤二级。
此事被山东省临沭县妇联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经调查，岳岳在与王某共同居住期间，曾被王某多次殴打。
“在提前介入阶段，我们去医院探访孩子，发现其母亲不在身边，手术前无人签字。”临沭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马艳飞立即联系公安机关，通知岳岳母亲马某赶到医院配合岳岳治疗，并联合县妇联工作人员对其当面训诫。
很多家庭的改变难以一蹴而就，常常需要持续地跟踪。在向马某发出个性化“督促监护令”后，临沭县检察院与该县妇联、关工委对马某和其前夫的监护能力、监护意愿等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马某的监护责任意识仍待强化，岳岳的监护情况存在随时恶化的风险。
“我们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决定暂缓建议撤销马某的监护权，再次发出‘督促监护令’，并设了6个月的监护考察期。”马艳飞介绍说，为全面把握监护动态，该院联合家庭教育志愿者和家庭教育指导者、监护人住所地派出所民警、村委会工作人员成立监护考察组，开展监督考察工作。
在了解到马某开始了一段新感情后，检察机关及时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将重点由改善亲子关系、强化监护责任意识调整为情感关系处理和家庭关系改善。
“我们会一直持续跟踪，待考察期满后，再决定是否建议撤销监护权。”马艳飞说。
岳岳被伤害后，进行了开颅手术，考虑到后续的康复治疗，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岳岳申请了4万元司法救助金。但马某前夫反映，自己曾给马某600元为岳岳购置衣物，马某将其中500元花在了自己身上。在判定司法救助金存在被马某挪用的风险后，检察机关与岳岳现居地村委签订资金代管协议，协调当地妇联建立了村委代管、妇联监管、检察机关不定期核查的司法救助金监管工作机制，确保专款专用。
向前一步探索配套机制
不止步于护孩子“一时周全”，还要让家庭保护“实时在线”，护孩子“一生平安”。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撤销监护权案件758件，支持个人或单位起诉464件，撤销监护权388件，提出检察建议294件，制发“督促监护令”共计19328份，其中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发送14754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发送4574份。
家庭教育促进法构建了家庭主责、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体系，对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作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各级检察机关通过训诫、“督促监护令”等监护干预手段做实了督促监护的“前半篇”文章；通过链接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力量，持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监督考察，做好督促监护的“后半篇”文章。
2021年11月，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典型案例，并就进一步推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在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最高检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级检察院认真学习领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和内容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把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在会同全国妇联、关工委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制发“督促监护令”、开展监护权检察监督等具体工作中。
各级检察机关纷纷行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部署安排部分基层检察院探索检察机关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规范训诫程序及文书模板，并规定在训诫程序结束当日开展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签订建立合作机制，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引入妇联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此同时，各基层检察院也分别与妇联、关工委、民政会签了合作机制。其中，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打出“训诫+督促监护令+督促型家庭教育指导”组合拳，针对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六家单位会签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成立家庭教育指导联合体，形成了从城区到乡村、从父母婚前到子女成年前、从一般未成年人到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工作模式。
……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说，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检察机关推动强化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保护责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司法保护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将以切实举措进行回应。
据了解，最高检已对各地检察机关提出明确要求，到今年年底，所有县、区级检察院均要建立与妇联组织、关工委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力量，探索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促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评估覆盖率达到100%。
此外，检察机关还将持续进行家庭教育促进法普法宣传，结合法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检察开放日等工作，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全面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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